1949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后，为组建民主的联合政府，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亲自主持起草政协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宪法性文件。起草过程中，引起大家热烈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新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军事制度。大家一致认为并确定，应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成功经验，彻底肃清军阀割据的残余影响，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这个军队的特点是，不搞地方武装，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统一全国军队，党的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灵魂。根据政协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军队，受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管辖和指挥。军事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军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适时实行义务兵役制，军队和平时期参加劳动生产。随后，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还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的职权之一是，任免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据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4年曾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决定任命了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等人员，以后又陆续通过了个别任免。这些都表明，建国之初，我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机关已成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向国家化、法制化迈出重要步伐。在以后较长的时间里，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志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民军队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实现了国内的统一、和平与稳定，为尽快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新宪法进一步确立国家军事制度积累了经验。1954年宪法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立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这个前提下，各中央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也被纳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宪法第二十条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这些规定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表明它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从本质上确定，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为国家所有，实施军事指挥的机关由国家建立并从属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使命是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在确立武装力量最高指挥权的同时，1954年宪法还规定国务院“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明确了管理和领导武装力量建设的职权是国家行政权的组成部分，从而将武装力量的建设纳入国家建设的体系中。
应当说，1954年宪法对国家军事制度的规定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特别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坚定和富有远见地将武装力量的领导和建设纳入国家制度体系，为军队的国家化和国家机构的民主化指明了方向。但是，在十年动乱中，由于推行极左路线，过分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国家的政权体制和国家机关之间的正确分工遭到严重破坏，人民军队的国家化和法制化受到阻隔。1975年宪法就是极左路线的产物。这部宪法没有将武装力量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没有规定它在国家中的应有地位，也没有完整地规定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及其组成，以及武装力量的建设，仅在总纲中规定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子弟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的武装力量”，并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就使得武装力量在根本法上游离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乃至整个国家政权体制之外。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和极左路线的影响，1978年宪法继续规定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子弟兵”，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统率”，没有明确武装力量在国家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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