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计划经济的利：
首先，运用这种新的经济体制有助于在短期内医治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恶性波动，以顺利地渡过经济困难时期。建国伊始，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财政枯竭、通货膨胀的局面，由于国家加强了集中管理，不出一年时间，就基本制止了通货膨胀，经济初步获得稳定。
中财委在1949年关于稳定物价斗争的总结中曾指出：在市场物价问题上的较量，不但需要统一的指挥，而且要有保证实施这种统一指挥意图的能力。就是说，要能做到集中使用力量，灵活调度物资，全面指导物价。
薄一波后来在总结这一条历史经验时说：“40年来，我们看过来看过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还不富裕的大国里，要长期保持金融物价的基本稳定，经济的基本稳定，维护中央的权威，保证政治与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是不可缺少的，中央有力量，各个地区都会得到益处”。
其次，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国力有限的条件下，运用这种行政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点建设上，奠定了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物质基础。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正是由于国家利用手中的行政力量对重点建设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才建成了以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和一些骨干企业，
使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际工业体系的骨架，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为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从而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计划经济的弊：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
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
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一个企业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
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
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
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就算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
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
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
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
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
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
扩展资料：
计划经济的特点：
第一，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强调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结合。
1949年冬到1950年春，中国政府在提出并实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时，强调了高度的集中统一。这是在当时急需稳定物价，克服财政困难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要求。
到1950年6月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后，中央肯定了华北局关于“除重工业和规模宏大的轻工业应归中央直接经营外，其余国营工业应委托省经营较为有利”的建议。
1951年4月陈云明确提出，“要分一点权给地方”。并具体提出工业方面中央和地方分管；贸易方面在中央规定的总价格水平上，地方可适当调整；税收方面，有几种税收地方可作调整。
不久，中央即正式决定把“高度集中”的方针转变为“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方针，首先实行了中央、大区和省市财政三级管理的体制。此后中央多次强调“必须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发扬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
1954年3月，中央又决定：“地方国营企业超额利润可以作为地方工业投资”。根据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党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作了初步总结。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1956年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检查了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具体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权。
明确规定了地方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凡关系到国民经济带全局性、关键性的企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事业尽可能交地方管理；对企事业的管理，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
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由各部门分头下达的办法；某些主要计划和人员的编制名额等，给地方留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
党的“八大”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这样就形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之一--在集中统一原则下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相结合。
第二，以计划管理为主，同时重视市场管理。
建国之初，中国政府曾着力对经济实行完全的计划管理。然而，客观上始终存在着商品市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并没有完全取代价值规律，也就不可能用产品经济完全取代商品经济。
我党在建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一直没有放松市场管理，而是努力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如在几次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中，一方面采取通过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控制物资和市场价格，由银行控制货币、贷款等行政措施，严厉地打击投机倒把行为。
同时，为保证财政收入和稳定市场，又采取了调整工农业产品税收政策和公、私营的税收政策以及发行公债等经济手段。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粮、棉、油及某些副食品严重短缺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党又多次采取了依据供求关系调整价格的措施。
如1950年10月提高粮棉比价；1951年8月进行全国物价调整，调高棉纱、棉布价格；1953年10月实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后，1954年再次提高棉粮比价；1956年又调低重工业产品调拨价格等等。
此外，为了活跃农村市场，在农村集镇上设立了由国家管理的粮食市场，允许农民对完成统购统销后的多余产品进行自由买卖，对一般农产品更不加限制。
为了活跃城市市场，以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后，仍提倡在商品品种、质量上的竞争，允许夫妻店、手工业者、摊贩等长期存在。
1956年4月，中央指出：“小商店的形式，是我国商业中一种特别发达的形式。”并正式决定凡经营日用杂货、食品杂货、油盐酱醋、纸烟等行业的商店，不合并集中；
饮食业小商店大部分不合并组织；“要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商店或小商店在经营上的优良特点”，蔬菜一类的商品应提倡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在价格上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
第三，在计划管理上实行多种计划类型。
建国头七年的计划管理，我党根据实践经验，曾划分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估算性计划等类型。1953年8月，中央在关于编制计划的指示中指出：“对于不同的经济成份有不同的计划。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它经济成份，实行间接计划。”
“对中央各部所属的国营经济，要求作比较完整的全面的计划；对地方国营经济，只要求计划几项主要指标”。1955年又进一步提出：“对于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估算性计划，应加以区别，不能一律看待”。
这实际上已有划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思想。据统计，上海1956年按间接计划完成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的。
第四，比较注重宏观调控，综合平衡。
这主要表现为在综合平衡上比较重视积累与消费，国家、集体与个人，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沿海建设与内地建设，汉族与少数民族，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等。对这些关系的处理，也与苏联的模式有较大的不同。
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方面，“一五”计划期间，年平均积累率为24.1%。1956年11月，陈云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
毛泽东强调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也要予以兼顾，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1955年8月，中央规定国营企业超计划利润中的40%可留给企业主管部门使用。当时职工和干部的个人利益主要是通过“按劳付酬”原则领得的工资来实现的。1951年春我党就确定了统一全国工资制度的步骤。
1953年调整了普通工人、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工资倒挂的现象，推行和改善计件工资制和计时奖励工资制度。1955年国家干部的包干制改为货币工资制度。1956年召开的全国工资会议，又对工资制度实行了进一步的改革。
在建国头七年里，还逐步建立起失业救济、劳保、公费医疗、大学免费入学等社会福利制度。尽管在对个人收入的分配上实际上存在平均主义的倾向，但使人民群众从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中，体会到新社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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