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1879年，中国北方发生特大旱灾和饥荒，波及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宁夏、甘肃、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个县，受灾人口特多，累计饿死、病死人数达900～1300万人，是近代灾荒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灾害。与此同时，牲畜几近死绝。
中国北方雨量稀少而且降雨分布很不规则，旱灾早已司空见惯。在建国前，即使风调雨顺，农民也只能将就糊口，如果再碰上旱年，只有一季作物的北方便会灾难降临。
19世纪下半叶，由于腐朽的封建制度和管理，古老的粮食调拨和囤积系统已不复存在，再加上脆弱的交通，要养活当时的1亿多人口谈何容易。因此19世纪80年代，中国已处于灾难的边缘。
大规模的饥荒开始于1873年。为求老天赐雨，1871年的冬天，北京紫禁城内下达圣旨，在各大祭坛中专门祈祷，就连8岁的光绪皇帝也亲自参加。1872年春，山东济宁知府也亲自求雨。然而，雨仍然未下，稀稀拉拉的麦苗却又被干燥的狂风掀起的黄土所掩埋。
在山东农村，最后的存粮全部吃完后，人们开始吃榆树皮、荞麦杆、萝卜叶和草籽。当这些东西吃完后，许多人只得拆自己的房屋，用拆下的木板换口饭吃。人们没了房屋，只能在地洞中过冬。有的地洞很大，能容下240人，不少人被冻死或饿死，他们腾出的空地又很快被更多的人填上。在这种情况下，卖儿卖女、妇女卖娼、偷盗抢劫等现象不断增多，以至政府连续颁布法令，用砍头恫吓百姓。山东一省几年中死亡人数高达50万，尸体堆积如山。在济宁州的一些小村庄残废率高达90%。
为了救荒，其他省份的粮食运往灾区，但由于当时的路况太差，又缺乏铁路运输，即便是长期用来向山东运送稻谷的大运河，也由于河沙淤积，无法成航。
在山西，情况更糟。1877年，春麦夭折，就连稀稀拉拉的麦苗也被蝗虫吃尽。更糟的是，山西被群山怀抱，所有物资都得靠牲口拉车和人挑肩扛从外地运入。随着牲口大量被杀，山口又常被土匪强盗把持，运送粮食更为困难。
在山西许多山路旁常可看见倒下的行人和尸首。许多城门外，堆放着成堆的尸体，有的尸首被野狼撕得稀烂。煤矿工人害怕自己的牲口连同自己被人宰杀，因而不敢上班。
1877年冬，由于煤价上涨，人们靠拆房木烧火取暖。最后的粮食吃完后，人们开始吃草根、树皮、锯末、泥土和一种用碾碎的石粒和草籽合成的饼，这些食品更加速人们的死亡。与此同时，伤寒热爆发，死亡人数陡增。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强盗抢劫成风，妇女和儿童被拉到市场上出卖，绝望的父母常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在其他省份，吃人现象仅是听说，而山西卖人肉已很普遍。起初，人们是吃死去的人，到后来，他们竟杀人充饥。丈夫杀妻子，父母杀孩子常常发生。
1879年8月底，山西已有550万人死于饥荒。到10月，整个华北开始降雨，华北大地才从旱灾中缓过气来。据统计，1876年～1879年的3年中，整个华北有1300万人饿死、病死、累死或死于暴力下，而更多的人则生活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灾难。
在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中，干旱的影响和灾害涉及面极广，它涉及到经济、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等多个方面。中国是一个干旱灾害频发的农业国家，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180年至1949年，中国历史上因旱灾死亡万人以上的事件至少24起，共死亡1185.4万人。而1873年～1879年中国北方的这次特大旱灾及其引起的饥荒，其严重程度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解放前中国社会的饥荒频繁与建国后中国社会的衣丰食足、莺歌燕舞形成了强烈反差。究其原因：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剥削制度的消除；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三是科学技术为现实的生产力。中国12亿人口温饱问题的解决，堪称世界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