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长城的那段诅咒，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写出的，他一气之下将长城作为封闭、保守、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文化的替身或象征物而加以批判。
北京是离长城最近的一座城市，也是受传统的影响最深远的城市，所以它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朝代的首都。鼎立于长城脚下，但它不是传统文化盲目的顺民，亦有着自身的思辨与判断——对传统进行着消化抑或抵触。所以北京也是历朝历代政治气氛最浓郁、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座个性化城市——尤其近代以来表现得愈加明显。
实质上长城本身倒是无辜的。鲁迅还在菜闹口的绍兴会馆写出了《呐喊》，隐忍与缄默的长城脚下，终于出现了充满反叛意识的呐喊之子。呐喊的声音在北京城的上空回荡着，历史并未感到陌生——鲁迅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呐喊者与叛逆者。绵延且郁积了几千年的传统的建设者是伟大的，但其破坏者同样是富于勇气的——正好长城刀光剑影的传记，恰恰是长城内外固执的守卫者与不懈的进攻者共同写下的。
或者说，他们共同创造了历史。我读过某外国历史学家的《尼罗河传》，当时就想到，应该有一部《长城传》，它足以包容中国最漫长的封建时代之始终。长城是当之无愧的传主。或许这部《长城传》本身存在着——以无字天书的形式，陈列于北部中国的青玉案上。别人可以为一条河流作传，但你能说长城不是一条横跨民族历史的凝固的河流吗?
这就是我来到北京后的思考。这就是我对长城复杂的感情。多年前流行过电视剧《霍元甲》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将长城与黄河皆作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相比拟。黄河是民族的摇篮，是造物主呈献给它的子民的一份厚礼；长城则是中国人亲手缔造的一个神话。前者出自天意，后者出自人为——甚至今人对长城的维护都堪称一项修补神话的工程。
很少有谁敢于怀疑长城的不朽——除了鲁迅曾为抗议黑暗的世纪而选择过那偏激的立论。鲁迅是有勇气的。但不管怎么说，长城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它最初的建造者的想象——尤其在闭关锁国的封建时代结束之后，它的防御功能早已退化了。长城所记载的那些胜利抑或失败，都已构成历史——它在现代社会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提供遥远的见证。长城是中华民族历史古老的证人，沉默的证人。它的存在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