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入门 米塞斯思想精要》读书笔记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6-18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托马斯.C.泰勒 Thomas C. Taylor 穆瑞.N.罗斯巴德 Murry.N.Rothbard 2017年7月第一版

一、“人的行动”贯穿了利息、时间与资本结构思想

利息源于人的时间偏好。利息产生的唯一原因是人们有“正的时间偏好”,即人们对于当前在手的物品的评价要高于未来才能到手的同一物品。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一件未来的物品,在现在评价时,其价值要低于在未来某个时刻的评价。利息可以看作是现在与未来“交换”的产物。

在米塞斯看来,“利率”纯粹是“时间”现象,与资本或资本品没有关系,利率绝非资本的生产力回报。

“时间偏好”属于“人的行动”范畴,不属于“心理”范畴。要正确理解利息,就必须正确理解时间。“时间偏好”中的时间不是“平均生产时间”,而是一个属于“行动学”范畴的概念。“生产时期”在行为中扮演的角色完全存在于行为上人在不同长度的生产时期之间的“选择”,“生产时期”是由选择构成的。

利息是资本的价格,利息又源于时间偏好。哈耶克认为“资本问题实际上是个时间问题”。哈耶克指出,“时期”不是单维的,社会生产是相互联系的,”生产时期“是多维度的矢量,不同产品的”生产时期“不能加总测量,不能“平均化”,社会的“平均生产周期”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不能进行比较。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结构的”,人们一般只看到资本的总量,而忽视资本的结构,实际上资本“结构”的变化远比“量”的变化更重要。

二、商业周期与资本结构的混乱
根据资本结构理论,企业家改变计划,资本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如果企业家的计划错乱,就会导致资本结构紊乱;如果企业家们的计划普遍发生错误,那么基本结构将出现严重混乱,其外在的表现就是“商业周期”。

商业周期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而是政府干预扭曲货币、银行这些重要的市场制度所导致的。
人们往往把“货币”Money和“通货”currency相混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货币”是政府发行的纸币,但纸币其实是“通货”,不是真正的货币。货币的本质是黄金,而通货是政府发行的信用媒介(法币),与黄金没有关系,它只是一个符号,甚至一个数字,本身没有价值。政府发行的通货取代货币,是发生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之一。

米塞斯认为,“信用媒介”是一种没有黄金储备做后盾的货币。在商品流通中,信用媒介与货币具有相同的功能,但信用媒介更容易扩张,这种信用媒介的扩张会导致市场利率系统性地低于自然利率(信用媒介没有扩张时的利率),低利率将刺激企业家扩大生产,出现上文说的“企业家计划的普遍错误”,导致生产结构(资本结构)的变化不符合消费者的跨期偏好。企业家将投资在被人为压低了的利率下看似具有“营利性”的项目,生产规模扩大意味着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但是实际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增加的只是信用媒介。投入新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必然要以其他企业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减少为代价,这就意味着生产资料价格和工资的上涨,进而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造成了繁荣的假象。

罗斯巴德指出,生产过程总比货币的流通过程更长,在生产过程完成之前,物价就已经上涨了,物价的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将被侵蚀,那些在信用扩张(低利率)的情况下看似具有盈利能力的项目就不再是盈利的项目,而是投资失误了。一旦银行为防止货币体系的崩溃而采取措施终止信用扩张,一些企业就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而另一些企业将关门或者破产。

在信用扩张的情况下,一方面,在远离消费品的一端出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在靠近消费品的一端,由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价格上涨,企业的利润下降,即使企业提高消费品价格,可能也不足以弥补要素价格的上涨。这种情况一般被称为“生产结构的扭曲”,但我们更愿意称之为“资本结构的混乱”。

诡异的是,在信用扩张的过程中一边是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另一边却出现“钱荒”,即企业的融资成本反而更高了。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信用扩张促进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大量的信贷资金都流入投机性的领域,追逐实体经济中难以获得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借贷利率提高了,对需要资金的企业来说,市场利率的提高即意味着需要支付比原来更高的融资成本。“货币数量论”难以解释这种现象,因为根据该理论,可以用多印钞票的办法解决“钱荒”问题,但这一办法显然是饮鸩止渴。

信用扩张也与银行制度的扭曲有关。银行制度的扭曲,集中表现在“中央银行”和“部分储备的银行制度”上。“部分储备的银行制度”指银行的贷款并没有黄金和储户自愿的储蓄做后盾,或者说银行把储户的活期贷款都贷出去了。储户(尤其是活期存款的储户)把资金放在银行里是为了获得安全和随时提取的便利,储户有随时把资金提取出来的权力,银行在未经储户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将这部分资金贷出去,不可避免地造成重复支付问题,并且显然侵害了储户的财产权,剥夺了该储户存款的一部分购买力。

“部分储备的银行制度”非法地扩张了信用,银行也正是利用储户不会集中地提取存款来获利。这种银行制度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央银行为它提供了保障,更准确地说,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那里获得了以部分储备就可以实施信贷扩张的“特权”。那么为什么政府要给银行特权呢?答案在于,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互利关系:政府可以利用银行发债,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信用扩张,解决资金的财政困难而不必求助于税收;而银行在信贷扩张中多“销售”了本不存在的货币,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且还不用承担信用扩张的风险,因为所有风险都可以让中央银行来承担。

政府干预货币和银行体系后,出现了两个“没有支持”:作为交易媒介的法币没有黄金支持,用户投资的信贷没有真实的生产资源支持。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将分析重点放在个体、行动的个体之上,在现实世界,个人依据其偏好和价值进行选择。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明确关注个体而非宽泛的“阶级”(古典经济学),因而得以轻松解决难倒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悖论”。市场上的任何个体都永远不会再作为一个类别的“面包”和作为一个类别的“钻石”之间做出选择。一个人所拥有的某种商品数量越多(单位数量越大),他对任一给定单位的评价就越低。

行动的个体面对着特定单位或者“边际”,并以这种方式进行选择。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则”,“面包”比“钻石”便宜得多的原因,是可获得的面包数量要比钻石的克拉数大得多,因而每条面包的价值和价格就比每克拉钻石的价值和价格小得多。这里并不存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再可获得面包数量充裕的情况下,对于个体来说,每条面包是没有每克拉钻石“有用”的。

在不同条件和文化下,每个人具有不同的时间偏好率,即偏爱当下商品甚于未来商品的程度不同。他们的时间偏好率越高,他们收入中用于当下消费的比例越高;时间偏好率低,他们越会为了未来的生产而储蓄和投资。因为时间偏好,所以产生了利息和利润;时间偏好的程度和强度决定了利率和利润率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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