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医学科学院一代代科技工作者默默奉献，在取得2000多项科研成果的同时，还创造了以献身军事医学科研事业为内涵的“爱党爱国、拼搏奉献、求实创新、团结协作”的“特等奖精神”。
(一)被国际医学界命名的“蔡氏区”。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留美博士蔡翘在美洲袋鼠脑组织的神经解剖学研究中，发现了视角与眼球运动功能的中枢部位———顶盖前核。国际医学把这一部分命名为“蔡氏区”。这是20世纪的中国姓氏在有限的生物体上的命名，也是人类智慧的象征。
蔡翘没有留在美国。他踏着太平洋的波涛，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光荣入伍，后来出任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成为我国军事医学研究的一名“主帅”。
(二)全军惟一的“院士夫妻”。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隆隆礼炮，深深震颤着大洋彼岸一对海外游子的心。旅居美国的周廷冲博士和黄翠芬硕士夫妇，在收到后来成为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宫乃泉从祖国转来的亲笔邀请信后，当即向美国移民局提出了回国的申请。但这一正当要求却遭到无理刁难，美国亮出了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奖学金所得税索赔数目。
1950年3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周廷冲和黄翠芬来到美国西部海岸的一个货运码头。毅然登上了一艘不需移民局签证的货轮，开始了漫长的航行。当他们在浩瀚苍茫的太平洋上漂泊了56天，走出甲板，踏上阳光灿烂的故乡土地时，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海外游子禁不住热泪滚滚。
“解放祖国我们没有流过血，建设祖国我们要多出力。”周廷冲、黄翠芬夫妇就是抱着这样一个最初的想法，在新中国军事医学的百花园里奋力耕耘，用心血和汗水浇开了一朵朵科研奇葩。周廷冲和黄翠芬先后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从而成为全军惟一一对享受共和国最高学术称号的“院士夫妻”。
(三)主动退回“院士”申请表。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有位老教授叫宋鸿锵，早在20世纪40年代，宋老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上海震旦大学的教授，并因发现治疗血丝虫病特效药而闻名全国。后来，他服从组织安排，从事防化医学研究。经过20年的探索，他带领课题组，成功地研究出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防化药物。
鉴于宋老的突出贡献，组织上推荐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但当院士申请表送到他手里时，面对保险箱里厚厚的研究成果，他思索再三，竟无从下笔。因为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都是军事医学的核心机密。为了国家和军队的利益，他主动把申请表退了回去，放弃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誉。
当有人问已退居二线的宋鸿锵：“您甘愿这样被埋没一辈子?”时，宋老平静地回答：“一个人做了工作非要受到社会承认吗?农民种的米上是不写他们名字的，大家用的煤燃烧掉了，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矿工挖的。我很欣赏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者，而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在军事医学研究队伍中，有着一大批像宋鸿锵这样的无名英雄，他们把个人的声名，湮没于国防科研的伟大事业之中。
(四)新崛起的一代人。
43岁的研究员王海涛，1989年5月赴美做博士后科研工作，后被肯塔基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在美期间，他所做的艾滋病研究等10个方面的工作，均处于学科前沿。其中，他采用高新技术获得一株抗体，成为迄今为止整个免疫学领域内发现惟一能与高比例人群特异性抗体反应的独特型抗体。他还首次提出了对研究艾滋病疫苗有重要意义的“优势克隆”假说，并取得一项美国专利。仅靠这项专利，王海涛在美国就会有舒适的生活。然而，他却谢绝美国方面的高薪聘请，携妻子回到祖国。
与王海涛相伴的还有贺福初、范明、刘克良、高永良、裴雪涛等等。这又是一代人。
从蔡翘，到周廷冲、黄翠芬教授，再到王海涛、贺福初，他们身上折射出几代军事医学科学工作者“爱党爱国，拼搏奉献、求实创新、团结协作”的“特等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