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在与国民党作战时，也许战斗规模不是最大的，面对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是最多的，但是西北野战军所承受的压力却是最大的，条件也是最艰苦的。因为他们既要承担保护中央机关、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任务，又要牵制国民党胡宗南部力量，确保国民党无法从西北抽调兵力支援其他战场。其实，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所面临的更大困难是部队的吃饭问题，彭德怀在决定作战目标时，也将能否缴获后勤补给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
陈老总曾经对华东野战军的同志说： “我过去有个疑问，为什么中央在1947年夏秋间在电报中经常表扬西北野战军？直到我到了陕北杨家沟，才明白西北野战军是作战条件最艰苦的一个野战军。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吃到麦面了，小米也很难吃到，主要的食物就是黑豆，这在过去就是喂马的马料，大多数时间就是吃野菜吃糠。”
这只是在吃的方面，在武器弹药上西北野战军的情况也非常困难，陈老总也将西北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的情况进行了对比： “他们每打一仗，每门山炮只准打5发炮弹，每门迫击炮也只配备5到15发炮弹，而我们华东野战军过去每门山炮是300发炮弹，迫击炮每门是200发，在外线出击后，虽然配备减少了，但山炮每门也有150发炮弹，迫击炮有100发，但就是这样，我们的有些同志就认为没法打仗了，西北野战军的同志听了我们的情况，说你们这家业大，给我们可以打一年。”
从陈老总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北野战军能够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与胡宗南集团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大军周旋，并逐渐在战场上占据主动权是多么的不容易。
1947年时，西北野战军下辖3个纵队和另外两个旅加一个山炮营。其中，第1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辖独立1旅、358旅；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辖独立第4旅、359旅；第3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委孙志远，辖独立第2旅、第3旅和第5旅；另外的两个旅是新编第4旅，旅长张贤约、政委黄振棠，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总兵力只有4.5万人，而彭德怀就是以这几万人，去对付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蒋介石一直认为，共产党在西北的军队已经无力作战了，他们不仅兵力少得可怜，而且武器弹药简陋还缺乏，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始终被国民党军队追击，早就人困马乏了。他曾多次要求胡宗南将部队调往其他战场，但都因为西北野战军主动发起的攻击，而使蒋介石的调兵计划破产。
为了配合陈（陈赓）谢（谢富治）、陈粟和刘邓三路大军的外线出击，彭德怀决心不顾压力与胡宗南打一仗，以便将其主力牵制在陕北。彭德怀决定攻打榆林，1947年8月5日，西北野战军逼近榆林，8月7日将榆林包围。
而在同一天，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降落在延安的简易机场，胡宗南早已经从西安运来了澡盆、马桶、沙发、钢丝床等用品，还准备了山珍海味和西餐用具，并选派了西餐厨师到延安为蒋介石服务。
当蒋介石在枣园毛泽东曾经居住过的那间破旧窑洞里，看着那张榆木做成的坑洼不平的桌子，他一直搞不明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是如何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指挥着军队与几百万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他更想不出，毛泽东怎么能在那张连油漆都没有的桌子上，写出那么多文采飞扬的文章。
彭德怀选择攻打榆林主要考虑驻守榆林的邓宝珊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且榆林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是陕西、山西和绥远三省的交界地，也是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据点，邓宝珊的守军有1.5万人。
战斗打响后，从7日到8日，双方展开了拉锯战，都有较大的伤亡。蒋介石在延安召开军事会议，认为一旦榆林不保，则宁夏孤立，将影响整个陕北战局。
蒋介石要求胡宗南增援榆林，并且说： “今后陕北作战，不必强调稳扎稳打，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与共军作战。陕北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 胡宗南随后派出整编36师，在师长钟松的率领下紧急驰援榆林。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增援，8月11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 ：“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仍有可能迅速增援，似宜决心暂停攻城，集结部队，准备于12日夜或13日打钟松。” 可是这个围城打援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钟松的36师就从长城外的沙漠地带快速行军，于8月12日到达了距榆林不到15公里的苏庄子和天鹅海子一带。面对全部美式装备，近万人的36师，彭德怀只得下令从榆林撤围。
彭德怀在总结榆林攻击失利的原因时认为，榆林的城防坚固，守军顽强抵抗，援军增援迅速是一方面的原因， 更主要的是我军缺乏攻城的武器，而且弹药奇缺，同时也缺乏攻城的经验。 从这次作战我们可以看出，西北野战军的弹药供给非常紧张，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办法，通过作战缴获来进行补给，弹药已经不能保障长时间作战了。
在胡宗南的部队进占延安后，毛主席带着中央机关向东转移，他们处于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和围捕之下，毛主席带着这支代号为“九支队”的小队人马，在陕北荒凉的山谷之间来回转移，8月14日，毛主席一行到达陕北米脂的井家坪。
这时候，增援榆林的国民党整编36师离开榆林南下，毛主席分析36师的目的是攻占米脂，这样一来，毛主席和“九支队”，就被国民党十几万大军夹击在一个南北20公里、东西30公里的区域内了，为此，毛主席向彭德怀提出了攻打36师的设想。
彭德怀当即回电，决心打36师。为了让彭德怀放手作战，不因为担心中央机关的安全而分心，毛主席带着“九支队”从米脂井家坪开始转移，国民党刘堪的第1军也出动，围追“九支队”。
毛主席一行在暴雨倾盆、电闪雷鸣中到达葭芦河，面临的是河水暴涨，根本无法渡河，而另一边是悬崖峭壁，毛主席一挥手说： “咱们上山！” 汪东兴吩咐战士不要留下痕迹，以免追兵发现，毛主席却说： “不用，竖一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
毛主席一行沿山路走到葭芦河上游，找到一处较窄的河段准备搭设浮桥，但由于河水湍急，几次架设都没有成功，最后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才终于将浮桥搭成，当大家请毛主席先过河时，毛主席坚持要机要人员和电台先过河，最后毛主席才上桥，在毛主席刚到河对岸，浮桥就轰隆一声被水冲垮了，真是非常惊险。
彭德怀决定趁国民党36师和刘堪的部队还没有形成夹击之势时，利用36师孤军深入的时机，我军插入敌军两部之间，在沙家店地区伏击敌36师。当时的情况是，大雨滂沱，山洪爆发，更为关键的是我军已经断粮几天了。 彭德怀此时考虑的不是敌众我寡的实力对比，而是我们的战士吃什么？
连续的转战，部队仅有的粮食早已经消耗殆尽，只能靠黑豆充饥，而有的连队甚至连黑豆也没有了，听到这个情况，年近50的彭老总将自己仅有的4斤小米，让警卫员给战士们送了过去。当时陕北的老百姓为了支援我军与国民党作战，将家里能吃的东西，像土豆、南瓜等都送到战士的手中。
在地方支援的担架队里有个青年，父亲、弟弟都参加红军牺牲了，他自己自愿参加担架队跟着部队上了前线。他的妻子为了支援部队，连夜将家里所有的谷子碾出来，等谷子碾完了，才发现背上的孩子已经饿死了。当她背着小米找到部队，彭德怀得知情况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说： “没有老百姓，哪有中国革命？边区人民对我们恩重如山，咱们再也不要增加百姓的负担了，哪怕是杀骡子杀马吃，也要坚决打好这一仗！”
对于围歼36师，彭德怀的部署是：许光达的3纵和绥德军分区的第4、6团牵制钟松36师的第一梯队；王震的2纵和教导旅、新编第4旅在东沟、高家疙瘩一带攻击钟松36师的第二梯队；张宗逊的1纵在高柏山、老虎疙瘩配合2纵打第二梯队，然后集中兵力攻打第一梯队。
8月18日，攻击在瓢泼大雨中开始，8月20日沙家店战役结束，此战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6000余人，对扭转西北战局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47年夏秋，陕北先干后涝，导致庄稼歉收，我军部队的粮食供给，也成了毛主席和彭德怀非常困扰的问题。由于部队严重缺粮，再加上连续作战，战士们非常疲惫，在沙家店战役后，彭德怀要求部队先休整两天，抓紧时间筹粮。同时，彭德怀派王震的2纵先行南下，寻找战机。
9月9日，王震率2纵在延川一带伏击了国民党整编76师和整编第1师的一部，希望通过作战获取补给。但是战斗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主要原因还是缺粮，王震对同志们说： “我们要跟敌人比忍受困难的能力”， 但是，“人是铁饭是钢”，没有吃的，仗怎么打？哪怕就是糠菜糊糊也行呀！
9月10日，毛主席给彭德怀发来电报： “延长一带有粮，利于我军在此地区寻机灭敌。” 已经严重缺粮的部队，听到作战地区有粮，甚至比有敌人更能鼓舞战斗士气。
彭德怀立即决定部队向靠近黄河的交口地区开进，为筹措粮食做准备。同时，为了增加西北野战军的力量，中央军委批准以警备第1旅、3旅和骑兵第6师组成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委；以新编第4旅和教导旅组成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委。这样一来，西北野战军就已经有了5个纵队。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王震将军建议挑选国民党物资储存丰富的城镇作为攻击目标，以便解决部队急需的粮食和过冬棉衣问题。10月13日，王震和王世泰致电彭德怀，决心由2纵和4纵一起攻打宜川。但是，当时有人认为宜川不好打，因为这座县城是国民党部队经营多年的重要堡垒，城防工事多次进行维修加固，县城内外堡垒层层叠叠，特别是城墙外围国民党守军留下了密集的地雷，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埋了多少地雷。
当时我军由于连续作战，粮食奇缺，部队伤亡还没有及时补充，许多连队只剩下二三十人，最多的只有四五十人，对于攻打戒备森严的宜川的确有些难度。对于这种顾虑，王震认为： “敌人自以为枪弹粮足，工事坚固，我军不敢攻打，我们就好好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狠狠地打击，将他们全部消灭。”
10月20日晚上，我军发起了对宜川的攻击，王震下令集中所有的火炮轰击掩护，他一会跑到炮兵阵地亲自操炮，一会又跑到独4旅和战士一起冲锋。21日，自恃城防坚固的宜川被我军攻破，此战，我军以伤亡百人的代价，毙伤敌人3300余人。最令战士们兴奋的是，在宜川缴获了大量的物资。由于国民党的增援部队已经向宜川赶来，王震下令部队撤退，他命令所有人，不论司令员还是战士都要背上一发炮弹或者扛一箱子弹，将缴获的物资带走。
在2、4纵队对宜川发起攻击前，1、3纵队就已经发起了对清涧县城的攻击，清涧的守军是国民党整编76师，师长是廖昂。当彭德怀指挥部队以连续爆破炸开清涧的东门和北门时，廖昂穿着士兵的服装准备外逃，被我军俘虏。
当彭德怀听说整编76师师长廖昂被俘后吃不下睡不着后，就找他谈了一次话并留他一起吃饭，当彭德怀的警卫员端来一盆面条时，廖昂惊讶的说： “彭副总司令太艰苦了，早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简朴，万没有想到你就吃这样的饭” 。彭德怀沉着脸说： “这样的饭不好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的饭的多得是，我彭德怀能吃上这样的饭已经是享受了，你们这些达官贵人觉得难以下咽，正说明国民党腐败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
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解放军在各个战场逐渐占据了主动地位，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也由陕北转移到了河北的阜平县城南庄。
这时候，西北野战军也发展成为5个纵队，总兵力7.5万余人，但此时国民党在西北战场仍然有44个旅，30多万余人。彭德怀提出了开辟西北外线战场的建议，毛主席也认为： “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我军主力都要转入外线作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它、吃它、不能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
西北野战军此时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 官兵们吃什么？ 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1948年3月，彭德怀提出再次打宜川，如果胡宗南派兵增援，我们就在黄龙山区域打伏击战，不但可以威胁西安，而且沿途多是产粮区，可以解决部队紧迫的缺粮问题。
战斗打响以后，胡宗南果然派刘堪率整编29军增援宜川，但其先头部队在永乡附近发现有大量共军，刘堪担心遭到伏击，部队就停了下来。而早已设好伏击的彭德怀非常着急，部队已经没有粮食了，多等一天就面临着断粮的可能，战士们饿着肚子怎么打仗？好在胡宗南再次催促刘堪兼程推进，当29军的90师行进到瓦子街时，伏击战打响。
3月3日，宜川战役结束，西北野战军伤4193人，亡1059人，歼灭国民党1个整编军军部、2个整编师师部，5个整编旅和10个团，共计2.9万余人，整编29军军长刘堪自杀、90师师长严明在战斗中被打死。
这一仗对西北战场起到的震动非常大，驻守在延安的国民党整编17师师长何文鼎度日如年，多次向胡宗南请求撤回西安，在得到批准后，其部队虽然还没有遭到我军的攻击，但已经是呈现在溃败的巨大恐慌之中，撤退中丢盔卸甲、草木皆兵，在遭遇我军3纵的攻击后，毫无招架之力，将重武器全部抛弃，只顾逃命，在渡过洛河时，士兵由于抢渡，踩踏淹死不少。在逃到蒲城清点部队时，有3000人被俘，伤亡近千人，另外山炮13门、重炮2门、野炮8门，坦克8辆、 汽车 55辆全部被丢弃 。当蒋介石见到何文鼎时，对他说：“怕死，无耻！”
国民党部队从延安败走，已经成为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转折点，我军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西安了。
为了扩大战果，也为了获取足够的物资补给，彭德怀将作战目标选定为宝鸡，主要是考虑到国民党在宝鸡储存有大量战略物资。国民党驻守在宝鸡的是国民党整编76师，师长是徐保。1948年4月24日，战斗打响，25日战斗结束，此战共歼灭国民党军3300余人，国民党整编76师师长徐保被击毙。
最令战士们兴奋的是宝鸡城内堆积如山的物资，从生活物资到武器弹药应有尽有，部队给城内的老百姓发放了面粉和衣服。正在我军部队忙着搬运物资时，彭德怀接到了国民党裴昌会兵团和马步芳骑兵已经前来增援的消息，而我军负责阻击的4纵，在阻击失利后自行撤退，既没有报告，也没有通知友邻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只得下令部队撤退，面对足够西北野战军使用两年的物资，彭德怀十分痛惜。战后，彭德怀召开会议，对4纵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你有电台，完全可以请示报告，你撤，既不通知友邻部队，也不告诉我们，就是住了老乡的房子，临走时也得打个招呼吧？”
1949年2月，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随后，主动出击发动了春季攻势，虽然在作战中歼敌数量不多，但却在作战中缴获了370多万斤粮食，为进一步增强部队的力量打好了基础。
在太原战役结束后，18、19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指挥，加上地方部队，第一野战军的总兵力，已经接近40万人，西北战场的战略形势也迎来了大的转折。面对这种局面，据守西安的国民党胡宗南知道大势已去，当时，西安的秩序已经大乱，在种情况下，5月17日夜晚，胡宗南从西安撤到了汉中。5月18日，第一野战军第6军进入西安，这也标志着国民党部队在西北战场，已经进入最后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