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十年（1636年） 四月十一日，是皇太极即皇帝位的吉日。从此，皇太极以宽温仁圣皇帝的身份在大清国崇德年间的所有朝会典礼上正式一人南面独尊，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君王。与其他朝代的封建帝王相比，皇太极走向南面独尊的道路相对漫长。作为天聪汗，其统治的是严重依赖血缘关系基础上尚属落后形态的早期国家，使得他即位伊始不能南面独尊而只能与三位兄长并坐，其汗权软弱的这一表现，是当时女真社会氏族时代的习惯使然。
崇政殿外景
回顾皇太极迈向南面独尊的历程，与其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强化汗权是同步的，从相关史料记载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其树立皇（汗） 权的渐进过程。天聪元年（1627年） 正月初一，“上御殿，诸贝勒大臣文武群臣朝贺，各按旗序行三跪九叩头礼，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以兄行， 命列坐左右， 不令下坐。凡朝会之处，悉如之。”天聪元年五月初三日，遣朝鲜国王之弟归国的仪式上，“汗及三大贝勒御殿”，亦即是说，皇太极虽为天聪汗，在朝会时却是“四大贝勒”同时南面而坐，接受其余诸贝勒大臣文武群臣的朝贺，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天聪四年末。天聪四年（1630年） 六月阿敏因失永平等十六条大罪而被幽禁，议其罪时，“汗、两大贝勒入殿升座”，这种提法俨然是后金国朝堂之上此前为四位国主，而今有三位国主。阿敏失势，故在以后的朝会典礼上，只有三人南面而坐。天聪五年（1631年） 正月初一，“上御殿，两大贝勒列坐于侧。
诸贝勒大臣左右侍立。”天聪六年（1632年） 正月初一，“上率诸贝勒拜天毕，御殿，上两旁设二榻，命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坐。诸贝勒先朝贺毕，命议政诸贝勒入殿内左右列坐……”与天聪五年相比，三人在座次上有了微妙的变化，《满文老档》则更为详细地记为“汗率诸贝勒拜天祭神毕，入殿升座。汗两旁横设二榻，大贝勒在右侧，贝勒莽古尔泰在左侧，两贝勒横向而坐”。这就是说，虽是三人列坐，但却是天聪汗一人南面，而代善和莽古尔泰已处于陪坐的状态。因为此时莽古尔泰已因“御前露刃”等罪被革去“大贝勒”称号而降至诸贝勒行列，就在莽古尔泰获罪后的天聪五年十二月，朝堂之上进行了一场关于坐次的讨论。皇太极“以元旦朝贺届期”，与八旗诸贝勒大臣共同讨论礼部参政李伯龙关于“朝贺行礼时不辨官职大小、常有随意排列， 逾越班次者， 应请酌定仪制” 的奏疏， 决定“ 今元旦朝贺，应令八旗诸贝勒独列一班行礼，外国来归蒙古诸贝勒大臣次之，八旗文武大臣次之，各照旗序行礼”。然后，提出贝勒莽古尔泰“因其悖逆，定议治罪，革大贝勒称号。自朕即位以来，国中行礼时，曾与朕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彼年长于朕，可否仍令并坐”的问题命诸贝勒大臣“会议具奏”。“时诸贝勒执不可并坐者半”，相持不下之时，代善先是说“仍令并坐亦可”，后又称：“我等既戴皇上为君，又与上并坐，恐滋国人之议，谓我等奉皇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礼也。自今以后，上南面中坐，以昭至尊之体。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上侧……如此方为允协。”诸贝勒皆曰善，于是以其议奏闻，上从之。如此这般，才有了前文的一幕。天聪六年（1632年） 十二月莽古尔泰病逝，故天聪七年正月初一，“上还宫拜神，出御殿，以元旦节赐大贝勒代善豹皮坐褥，议政各贝勒虎皮坐褥。上命横设一榻于右侧，令代善坐。诸贝勒先行礼毕，令坐殿内两旁……”注意史料记载中的语气，此年朝会代善的座位乃是天聪汗所赐的，“赐”“令”“命”词语的出现，显示出天聪汗此时完全是居高临下的姿态。天聪八年正月初一，“上御殿，命大贝勒代善坐右侧，以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输诚归顺，命与八和硕贝勒同列，行止与俱”。天聪九年正月初一，“上御殿，八旗和硕贝勒等率总兵官尚可喜行朝贺礼……”未提及每年都与天聪汗同坐的兄长代善。天聪十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御殿，大贝勒代善侍坐于右侧”接受朝贺。代善由“列坐”沦为“侍坐”，此时其于朝贺时的陪坐附属地位已毋庸置疑。
崇政殿内宝座屏风
以上史料非常生动形象地勾勒出后金国殿堂之上的演变：皇太极即位之初，无论在何处举行朝会，皇太极都与三大贝勒四人一字排开南面并列而坐。对此国人是有议论的，代善即称言道“谓我等奉弟居大位，伊等犹如三佛，又与汗并列而坐”，皇太极对此不可能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因而才有了削弱三大贝勒权力，强化汗权而走向南面独尊的种种必行之策。天聪四年（1630年） 五月，三大贝勒中的阿敏，因失永平、滦州、迁安和遵化四城而获罪，故殿堂之上改为三人共坐。后莽古尔泰又因“御前露刃”大不敬之罪而被降为多罗贝勒，皇太极身边只剩下代善一人，为其实现南面独尊提供了客观条件。天聪五年十二月朝堂之上关于坐次的讨论，使皇太极至天聪六年元旦时，初步实现了南面居中独坐，而二位兄长代善与莽古尔泰只能于两厢设横榻侍坐，就连清官方史料也对此变化表示了关注——“上即位以来，历五年，所凡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自是年更定，上始南面独坐。”相应地，“初八旗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的尊长遗风也随之改变，“自是年始照旗分，以次朝见”。至此，皇太极距真正的南面独尊只有一步之遥。
崇德元年（1636年） 四月以后，《清太宗实录》记载的所有朝会典礼，只有“上御崇政殿”即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尊，再看不到代善侍坐于君侧的影子了。已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的皇太极俨然已是正统的一国之君，实现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南面独尊。南面独尊绝不仅仅是个形式，它是一种强化汗权的标志，这就是皇太极与三大贝勒已不是起初的“共议国政”的平等关系，而是君臣隶属关系。皇太极即位后，一直事兄以重礼，每当朝会，必四人共坐，事实上这是当时一种女真社会氏族时代的习惯遗风，是严重依赖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早期国家形态以及国家形态原始落后的表征，而南面独尊则是国家封建化的象征，在当时是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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