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入世精神与颓废情怀
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内涵很丰富，新时期小说中表现出的古典文学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的入世精神，二是士大夫的颓废情怀。
中国古典文学受儒家思想影响严重，带有很强的入世精神和社会参与色彩，“文以载道”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文学史中，文学也因此被人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种入世精神的极端表现是直接为政治服务，其边缘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体现。遍观中国古典文学史，很少有纯粹个人性的创作，作品中无不寄寓着作家的社会化关怀，表达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或文化理想。
从《诗经》、屈原开始，经过杜甫、范仲淹、魏源等的衍变，更形成一股忧国忧民、担当道义的优秀传统，也传达着重教化、重社会功用效果的文学精神命脉。古典文学的入世精神在五四新文学中被以“文以载道”的面目受到挞伐，但实际上，五四文学并没有真正将它丢掉，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五四作家们所真正批判的其实只是古典文学所载之“道”的内涵，文学为现实服务的基本精神依然是保持着的——文学不应该维护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而应该为现实中国的变革和强大服务。就小说而言，梁启超的小说革命观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五四作家们：“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兴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五四文学的主导倾向依然是面向社会和大众的“为人生”，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现实批判则始终是五四文学最显著的思想特色。这当中尽管灌注了许多新的现代思想内涵，但底子上依然蕴涵着古典文学的某些精神印记。
新时期小说，尤其是新时期初的小说，同样表现出很强的入世精神。这一点在作家们的创作思想方面表现得很明确。尽管作家们一般都不直接提古典文学传统，但在谈论自己的文学志向和对文学的认知时，几乎无一例外要谈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将文学与政治和责任感密切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实际上，作家们的思想内核中已经内在地体现着古典文学的入世思想。
如周克芹所理解的文学是“时代风云、群众生活所给予作者感情影响的形象见证，个人与时代的结合的一个最真实的证物”；[8]高晓声谈到自己中断创作20多年后返回文坛的第一篇作品《“漏斗户”主》时，明确表示为农民呼吁的创作责任感：“我写他们，是写我心”[9]；蒋子龙同样将自己的创作与现实需要密切联系起来：“《乔厂长上任记》是‘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四化的责任感‘逼’出来的……”[10]
入世精神同样体现在创作当中。从小说主题而论，新时期小说最典型的体现是浓郁的教化意识。新时期许多小说蕴涵着明确的教化观念，小说被当作思想教育的工具，被用来传播各种社会文化意识。刘心武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等作品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充满说教色彩的《班主任》被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之作，成为了一个时期文学的典型。除刘心武外，其他作家的创作也基本相似，像名噪一时的张贤亮、从维熙，就是将苦难作为道德说教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再如历史类小说，如《李自成》、《星星草》等作品，也都是遵循中国传统历史著述的“资治通鉴”思想传统，总结历史教训，以历史来引导、服务现实，是这些作品一致的主题。而且，历史小说的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90年代，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之洞》、《张居正》等作品，也遵循类似的历史观，是传统历史著作（小说）思想的现代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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