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5
1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在生产者社会，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的认为人的需求的固定不变的，不渴望追求更多的事物。一旦这些既定的需求得到满足，懒散的工人会彻底丧失努力工作的动能，没有了挣更多钱的欲望。于是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致力于让这些“懒散的”工人重现智慧，如同盲人重见光明一样，必须让他们意识到应该向往更好的生活，追求更多的金钱，成为更好的人。
由此，“工作伦理”的概念横空出世，1.为了维持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工作 2.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工作伦理一转眼变成了一种纪律，每个人每天全力工作，不需要考虑生活，尊严，满足感，荣誉。在传统年代，工匠们可以通过自己设定工作时间和目标，控制进度，从而获得成就感。但工作伦理兴起后，他们只能被动听从工厂分配工作量，使得工作失去了意义所在。工业化的进程，就是要训练工人机械性的完成任务，不假思索的盲从，剥夺完善工作带来的自豪感。工作伦理这辆坦克的推进，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斗争，政府用崇高的道德标准，将劳动者的生活和工作分离，将工作变得毫无目的性。如果生活逻辑慢慢的和工作伦理的规范产生化合反应，人们对于目标的思考，对于自身的控制，评价，任由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态度都会被毁灭，这何尝不是一种“懒政”呢。本来天马行空的工匠们，现在迫于一成不变的工作，创造力也消失了。农耕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的阵痛期间，征服自然的欲望，日渐高涨，而所有阻碍进程推进的绊脚石，都要被无情铲除。社会上的政客，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穿着一条裤子，一致认为底层劳动者是无法照看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于是粗鲁的将他们看成“孩子”，使他们被迫的随着时代的变迁，随波逐流。工作伦理是意义深远的道德教育议程的关键项目之一，构成了现代化文明进程的核心。将穷人分为有能力工作的人和残疾人等无劳动力的人，将无劳动力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压到最低，只要不工作的穷人越是生活堕落，越是深陷贫困。那工作的人用自己最廉价的劳动力去换取最微博的工资的生活就更加诱人。他们被工厂压迫不敢反抗的时候，工作伦理的建立就成功了。
“就像任何其他合宜、高尚、值得称赞的行为伦理准则一样，工作伦理同时是一种建构性的事业，也是重塑破坏性工作的厨房。工作伦理否定了伦理改造运动所针对的那些人原本享有的习惯、偏好或欲望。它描绘出正确行为的模式，但最主要的是它不信任那些被指定要接受训练的人，在未经教导和强迫的状态下可能会做的一切事情。不能信任这些人的倾向：如果让他们随心所欲而为，全凭自己的奇想和癖好，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努力奋斗，宁愿在污秽里蹒跚也不愿关注自我改善，把暂时的、转瞬即逝的消遣放在较为长远但稳定的快乐之上，总而言之他们喜欢什么都不做，胜过去工作。所有这些病态的、没有节制的冲动，都是‘传统’的一部分，是逐渐兴起的工业必须勇敢面对、斗争，最后予以消灭的目标。”
这是作者鲍曼对工作伦理的大致总结。
2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
进入消费者社会，“消费”就是付费购买东西，使它具有私有性，从而进行物理上的毁坏（吃、用）。消费社会的理想状态就是消费者不执着固定的事物，没有永久的承诺，欲望没有尽头。任何忠诚、诺言都被定了一个“闹钟”，焦虑，着急成为了这个社会的特点。消费者的欲望一旦被满足，就会进入一段时间的“贤者状态”。接下来，消费游戏的秘密出现了，如果欲望不用等待就能满足，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可能会远远超越所有先天，后天的需求限制，供大于需，但不至于大到压倒需求的欲望。市场选择了消费者，并且将他们的欲望从一个传送带送到另一个传送带，一直永动下去。有趣的是，消费者在选择事物时，往往认为自己像是上帝，像是选妃子一样，在市场中徘徊，选择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他们可以作出任何选择，除了“不能选择”之外。在以往的生产者社会，劳动者通过工作，去构建自己的社会身份，终其一生的完善自己的相关技能，知识。契约的终身制非常符合当时那个时代的身份构成。而在消费者时代，契约被摁上了发条，被限制了时间，终身制的工作岗位被删除。今天的流行口号是”灵活“，这个越来越时髦的词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单方面拒绝，而另一方就像待宰的羊。从文化产品的角度，体育，娱乐，都被设计为”最大限度的影响力并且可以瞬间被抛弃“。目前全球趋势”通过大幅减少产品的服务寿命，以及不稳定的工作，将经济导向短周期和不确定生产。“消费者必须以审美趣味为导向，而不是以道德伦理为准绳。道德伦理赋予履行责任为最高价值，履行责任是渐进式的，赋予时间概念，指引一个方向。而审美是一种体感，体验感不需要准备，它突如其来，没有哪个时间最好的概念，每个时间都很重要，你抓住任何一段时间都可以。。在工作中，老板往往会画大饼，美其名曰对于工作的一份”使命感“。其实老板并不喜欢劳动人相信这句话，如果员工真的有了使命感，会使下一次的裁员显得不合理，就可能出现麻烦。贫穷在当代社会并不是物理，身体上的痛苦，更多的是社会和心理状况。每个社会的”体面“都已经被界定了，如果达不到”体面“的标准，人就会焦虑，会怀疑自己，自我折磨。随之而来的是怨恨的加剧，并且会用暴力的手段发泄。在消费社会里，作为消费者的不合格是导致个人等级的下降以及有被流放的危机。因为在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再因占有而感到厌倦，烦恼之前替换新的猎物。永远不出现厌倦--这是消费者社会的准则。而消费社会的不合格者无法跟上欲望更迭的速率，导致被淘汰。
3福利国家的兴衰
福利国家：国家有责任让公民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不仅仅是保持最低的生活指标）。矛盾点在于，是满足所有人还是满足少数需要的人。经济审查规定的出现，使社会两极化，分为付出但是没有得到回报以及不付出就能得到回报的问题。政治力量将有缺陷的公民污名化，将他们排斥出社会主流，反之将社会主流群体的价值得到空前的强化。这一趋势，使得社会主流的同理心，对福利社会支持的社会热情迅速降温。
经济审查的的影响：1.由于福利社会的利益只会带给少数人群，大多数公民一般不会用到这个福利（大多数人会觉得拿国家补贴是一种羞耻，一种自我边缘化，心理自杀的表现），政客自然要讨好”大多数“，所以降低税收，使得福利服务降低，因为少数人不具有政治力量。2.与消费者社会的观念格格不入，因为不需要社会福利的人群，通常更多的，充裕的金钱条件，他们可以像上帝一样选择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但是得到社会福利的人，他们的东西是”被分配“的。从劳动力的角度分析。在生产者社会，国家后备劳动力在市场生产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商品，出卖劳动力，得到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多余的劳动力可以通过侵略落后国家，杀光土著，将劳动力在遥远的殖民地生存，并不会浪费。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以及地球村的诞生，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无法处理多余的劳动力。从平权角度分析。那些受过福利社会的帮助，已经登上顶峰的人不再需要国家提供的梯子，他们急于脱离关系将其销毁他们并没有将梯子传递下去，而是将自己成功路上被帮助过的痕迹磨平。最先获益的人最先宣布它的一无是处。”平权运动“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刚刚成功的果实，需要把”因为获得帮助而成功的人需要帮助尚未成功的人取得成功“这点共识抹杀掉。
4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在消费者时代，人们居无定所，契约临时性，可替换，可废止，使得人们在工位上心不在焉。工作任然是劳动人赖以生存的源泉，但不是生命意义的源泉，当然也不是培育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温室，它不足以支撑和维持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长期雇佣导致这些定居劳动力越来越勇敢，并且有足够的时间变得更加团结、强大、坚固。而灵活就业机制就像是冲入羊群的狼，一瞬间将力量打散，以及游牧资本的转移（去劳动力更低廉的社会建厂），本地的劳动力无力阻止，也就没法积聚力量。
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是相互矛盾的，技术的进步是以牺牲劳动力，减少劳动力为代价的。修辞性的暗示之后是付诸于行，并在实践中得到回溯性的确认，用于补充之前或许不完整的论证，这种实践越充分，越广泛，先入为主的观点就越能自圆其说，修辞的暗示作用就越难被发现，更不用说去反对。例如：将贫困的原因分为认同与不认同，认同的那部分为暂时的偏离正轨，待矫正以后，可以回到主流社会中。而另一部分被划为真正的贫穷，将他们的“穷”引导到精神、心理层面。于是堕入底层的问题就变成了穷人们的个人选择（堕入底层也是一种个人选择）。穷人们可能会呼吁、申诉自己身上的悲惨情况，但是这些流程都需要他们自己去完成，然而大多数的穷人缺乏专业知识，金钱和关系，使得诉讼计划最后破产。
底层阶级在当今富裕的时代，最大的作用是吸收恐惧与焦虑。以前外部都是敌人，现在不复存在了。那么就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敌人，底层是内部敌人，最终取代了外部敌人，成为社会健康的药物，成为人们的公敌、源于个体没有安全感的社会紧张的安全阀。用不工作的穷人道德败坏、处处犯罪的新闻连番轰炸人们的良心，压制善良。多余的道德冲动比如同情心、怜悯心，利用慈善捐款的方式消化。所有的慈善盛宴都是为了间接强化日常的规范。大规模的慈善景象使日常的镇静和道德的冷漠更容易忍受，最终，他们强化了在道德世界放逐穷人的信念。“贫穷=饥饿”，这个等式弱化了贫穷的复杂性。经济发言的时候，道德最好保持沉默。
五.全球化下的工作和过剩
“精简人员”=“间歇性体系重塑”，预示着立即削减开支，“股东的短期回报极大地激励了这个信誓旦旦的表述掩盖的乱象”。
六.新穷人的前景
一个特定的集合是否是一个“社会”，它的边界在哪里，谁属于或不属于这个集合构成的社会，都取决于做出选择和推动选择的力量，取决于它对个体的控制力和个体的服从程度。这种选择分为两种力量：秩序与规范。秩序和规范旗帜鲜明地宣告，不是所有现存事物都可以被包含在这个公设的、正常运作的集合体中，也不是每个选择都被许可。秩序和规范的概念是对准社会现状的尖刀。传达的首先是分离、截断、切除驱逐和排斥的意图。它们通过关注“不恰当的”来推行“恰当”。把现实中那些被剥夺了生存权且注定被孤立、放逐和灭绝的部分挑选出来，加以限制和污名化。把剥夺的故事改写为自甘堕落的故事。穷人可以作为“嫌疑犯”，一旦出事，就成为了公共逮捕的对象。媒体和警方欣然合作，向追求耸人听闻的公众展示犯罪、毒品、滥交等“犯罪分子”的丑陋画面，而穷乡僻壤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归宿。于是，贫困问题首先是法律和秩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