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译：
唐太宗让封德彝举荐有才能的人，他过了好久也没有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去做，只是当今没有杰出的人才啊！”太宗说：“用人跟用器物一样，每一种东西都要选用它的长处。古来能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帝王，难道是向别的朝代去借人才来用的吗？我们只是担心自己不能识人，怎么可以冤枉当今一世的人呢？”
岑文本早时在萧诜门下为吏。
江陵平定以后，被授以秘书郎的职务，直接归中书校省所属。李靖多次称赞他的才能，（岑文本）被提升为中书舍人，逐渐被圣上所了解。
当时颜师古（因为）对前朝旧事很是烂熟，（所以）擅长书写文书和诰命。时间没过去多久，（颜师古）就被再次启用。
唐太宗说："我亲自举荐一个人，你不用再做（中书舍人）了。”就让文本做中书侍郎，专门负责枢密省的事务。
等到（岑文本）被擢升为中书令，他回家时面带忧愁之色。他母亲感到奇怪的问他（为何），岑文本回答说：“我既不是有勋爵在身，又不是前朝元老，现在忝登受到圣上荣宠的高位，位高则责重，这是古人所戒备的，所以我才感到忧愁！”有人来祝贺（他高升），他（岑文本）怒道：“今天，我只接受吊唁而不接受祝贺。
“辽东之战时，所有的支出用度，他（岑文本）一个人亲自负责，神色疲惫。太宗为他担忧，说道：”文本与我一起来到（战场），恐怕不能跟我一起回京了。
“（岑文本）很快就病死了》。
1、翻译
唐太宗让封德彝推荐有才能的人，（可是）他过了好久也没有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去做，只是当今没有杰出的人才罢了！”
太宗说：“用人跟用器物一样，每一种东西都要选用它的长处。古来能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帝王，难道是向别的朝代去借人才来用的吗？我们只是担心自己不能识人，怎么可以冤枉当今一世的人呢！”德彝惭愧的走了。
2、原文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唐太宗论举贤》出自《资治通鉴》，内部推荐已成为企业引才的常见方式。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
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
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较好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