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苍蝇
刘持平有个习惯，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打一个小时的篮球，早上7点到办公室看报纸、剪报。他拿出一份前不久刊载“镜面人”报道的《扬子晚报》告诉记者，他正在千方百计打听这位“镜面人”的情况，因为“镜面人”的生理构造极为独特，积累相关资料可更好地应用于刑侦工作。
刘持平告诉记者，他曾看到一则“两只苍蝇一团迷雾”的报道，说的是2004年5月，常州有两名消费者称购买的冰红茶中发现了两只苍蝇，他们要求商家赔偿。
看完报道，刘持平紧锁眉头，报纸照片上的那只苍蝇，从外观和状态看来都栩栩如生，看上去很新鲜。
而且，绿头苍蝇在江南只有到6月份后才破蛹而出，而“消费者”所出示的那瓶饮料生产日期却是当年4月，难道苍蝇还没出生就已“作案”啦？
刘持平的“玩瘾”上来了。他安排民警将那瓶冰红茶取回做了技术鉴定：这只瓶子瓶盖上的12个防伪点大部分是断开的；瓶盖内侧还发现许多被擦划的痕迹。接着，警方对当事人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果然触目惊心：在嫌疑人住所的柜子里，不仅搜出了放在饮料瓶子里的苍蝇，还有蟑螂等。警方当即将恶意敲诈者逮捕，遏制了当地类似的恶搞案件。
1/8枚指纹
那是2001年7月12日，在常州新区江边发生了一起凶杀分尸案。最初，警方在现场的纸箱上提取了一枚残缺不全的指纹，这枚指纹只有1/8大小，而且血迹斑斑模糊不清。
按痕迹学的指标要求，这是一枚不具备鉴定条件的指纹。因为，人的指纹虽仅方寸之大小，但却密布着100至120处细节特征。截止到04年左右，国内司法界认可的鉴定数据为8个细节特征以上，而本案的这枚指纹却只能提供3个比对特征。
这是刘持平从警30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以往，以刘持平的技能，看一个条件具备的指纹不超过3分钟就出结果；而那天，面对这枚残缺的指纹，他用了整整3个小时。之后，他召集了专案组会议宣布，“行了，这个案子就这样了。”
熟悉他的人马上就明白了——案子破了。可是那天，他的部下们却都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发愣。其实，只有刘持平毫不知情，而现场在座的人都知道这枚指纹已经被三家省级以上鉴定机构否定过了。
然而，事实验证了刘持平的结论。1/8枚指纹案，对刘持平来说，是一次精彩，但对刑侦工作来说，却是首次将拓扑学理论引入痕迹检验领域，对指纹学研究有重要贡献。
创新需要积累。刘持平参与过2000多起重、特大案件的痕迹鉴定，破获凶杀案超过500起，30多年里作出的鉴定无一错误。
47条染色体
由于基因异常，使先天存在着神经系统隐性缺陷的事件当事人，突发暂时性的思维混乱开枪杀人，然后又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这是刘持平破获的最为独特的案件，而破获这一案件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指纹。
故事发生在1998年的8月23日。当时，经济民警王华（化名）站在他的同伴李新（化名）的对面，被李新贴着额头开了一枪，紧接着李新把枪举到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
为什么？动机何在？
刘持平，作为“8·23涉枪命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种种假设和分析被推翻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但当看到李新指纹的时候，刘持平找到了线索。李新的指纹非常少见：双手十个手指上面一共有四个弓形纹，两个反箕、四个正箕，这种指纹的组合，高度异常。为什么呢？因为弓形纹和反箕本身量就很少，占到整个指纹总量的2.5%，因此在同一个个体上面，同一个人身上，十个手指，出现了弓形纹，就不会出现反箕，出现了反箕也就不会出现弓形纹。
刘持平敏感地意识到，指纹和神经系统发育有关。人体每个细胞内有23对染色体，而李新的指纹和患有47条染色体综合征患者的指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李新不仅患有不育症，而且内向性格，不善言谈，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能一下子表白，或者爆发。
震惊常州的“8·23涉枪命案”的发生原因，最终依靠指纹分析破解了。
华南虎事件
2008年01月，陕西省镇坪县的“华南虎事件”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因为华南虎珍贵程度不亚于国宝大熊猫。对于人们普遍怀疑周正龙是否真的拍到老虎的问题，中国刑侦专家——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持平近日运用侦查学理论对“华南虎事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解读。
“复原现场”现四大疑点
“假如周正龙真的遇到了老虎，那么是周正龙先发现了老虎还是老虎先发现了周正龙呢？”刘持平首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然后他运用侦查学里的“现场分析”又叫“重建、复原现场”的理论进行了分析。
刘持平认为，一、老虎的视觉、听觉、嗅觉是非常灵敏的，老虎在巡逻中主要依靠嗅觉来辨别有无“不速之客”入侵。因此就现场环境而言，应该是老虎先发现了周正龙，但老虎发现了周正龙后，竟然没有任何反应，那是很难理解的。
二、刘持平认为，周正龙如此近地靠近老虎，而且照相机的闪光灯又刺激了老虎的眼睛，老虎应该有比较大的反应，至少在不同的照片中老虎的姿势应该有所变化。就算是老虎静止没动，拍摄者动了，画面也会有所变化。
三、据周正龙称其与老虎最近的拍摄距离约在20米左右，由于自然环境下，往往有大量的植物会遮挡在镜头前或遮挡住拍摄的目标，特别是低角度拍摄，但照片中居然没有明显的草木遮挡物，这似乎不大可能。
四、在光照条件不佳的树林里，目标物是一只随时可能伤害人的成年虎，当事人又处在一种高度兴奋和极度恐惧的状况下，周正龙能用刚买的、运用还不太熟练的佳能EOS 400D数码相机成功拍出目标物。作为一个农民，要做到这一点很难。
与“年画虎”拓扑性质相同
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本来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上网公布后，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质疑。从2007年11月16日起，陆续有报道称，“周老虎”和“年画虎”相同，“周老虎”源自“年画虎”。那么两个独立的事件是否有内在的关联呢？刘持平用刑事侦查学的理论，对这两个事件予以了“并案侦查”。
2007年11月20日，刘持平接受常州一家媒体委托，对记者从网上下载的、广为流传的一张“周老虎”和一张“年画虎”的照片，运用拓扑学原理做了同一鉴定。由于每只老虎的斑纹都是特殊的、唯一的，绝对没有两只老虎的斑纹是相同的，刘持平说，“这就如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具有相同的指纹的道理是一样的”。通过对两张虎照的鉴定发现，“周老虎”和“年画虎”不是“一个图形的连续变换”，就是“一个图形的重复”，所以鉴定的结论很明确，两张照片上“老虎躯干部位的图形的拓扑性质相同”，这就是说两张照片上的老虎形象同一。
两方证据哪个更可信
“挺虎派”与“打虎派”说到底目的都是保虎派，但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公众期盼有一个明确的结论。那么我们如何来客观地评判事件的真伪和是非呢？对此，刘持平认为，应该用侦查证据学的理论来分析与评判。
根据掌握的资料来看，周正龙的证据是只身赴虎穴，拍到了“华南虎”的照片，但没有其他的旁证。这在证据学上，对这类证据称之为“孤证”。
而“年画虎”的证据是，从2007年11月16日起，分别在四川省的攀枝花市、广东省的东莞市和广州市、浙江省义乌市、北京市文化市场等地，先后发现了相同画面的“年画虎”。甚至有网友还查到了印刷“年画虎”的拷贝等，也就是说围绕“年画虎”，已经形成了一“证据链”。
不过，双方对证据其实都还可以进行深入的调查。刘持平说，周正龙的证据，从证据链的角度还可挖掘。根据照片显示，周正龙所拍摄的老虎的身后是一洞穴，按照老虎的习性，这个洞穴极可能是老虎临时的栖息地，那么在该洞穴中可能会存在老虎生活所产生的排泄物，新陈代谢所脱落的毛发，吃剩的动物的遗骨残渣等，如能找到，无疑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而对于“年画虎”生产、销售的时间、地点的调查，也可访问生产单位的职工、销售单位的人员，销售发票、税单等加以证明，以扩大证据链，增强证明力。
刘持平认为，按照证据学的原理，当一个事件的证据只有孤证时，我们既不能盲从，也不能贸然否定。要做的工作，一是分析它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即逻辑上通不通；二是分析它出现的概率大小，即可能性大小；三是分析它是否符合现场情况，即是否与现场情况有直接的、尖锐的、大的冲突，如果有，对孤证的采信就要十分的小心；四是设法寻找其他证据，以形成证据链。当一个事件出现一方是孤证，一方有较多证据的情况下，无疑绝大多数人都偏向证据较多的一方，这应该说是符合证据采信原则的。
在这一事件中，周正龙的证言几乎是孤证，拍摄的过程和提供的照片均出自他一人之手。同时又出现了许多反方的证据，所以我们在评判时，一是坚持全面分析，辩证分析。二是具体分析某一证据的分量，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是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是证言还是物证？各个证据间的关联性如何？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对事件有一个较为清醒、较为科学的认识。刘持平说，根据他几十年的办案实践和经验体会，当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发生尖锐矛盾时，当证据的一方仅有孤证时，我们在使用该证据时，要特别的小心，它很容易使我们误读有关的信息，导致判断的失误。
拍到真虎概率几乎为零
对于周正龙拍摄到老虎的概率，刘持平分析说，该地区没有华南虎的音讯已经43年了，但从2007年7月26日当地发动群众调查寻找华南虎起，到2007年10月3日周正龙拍到虎照为止，仅仅只有69天的时间。对此，刘持平用公式计算了一下这件事的成功概率，结果是只有17.8亿分之一的概率。这就好比说是周正龙在69天的时间里，中了两次七位数的彩票特等奖。所以从概率来看，几乎没有可能。06年12月27日，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办主任曹清尧表示，华南虎照片的鉴定已取得突破性的一步。陕西林业厅已经将照片送到了国家权威机构去进行鉴定。相信要不了多长时间，华南虎照片的真伪就将水落石出了。
南京枪击案
江苏省公安厅8日在全省统一部署巡逻布控工作，将巡防等级全部升至一级。曾担任过江苏省公安厅首席刑侦专家的刘持平说，一旦警方获得了嫌犯的详细行踪，“抓捕（他）将指日可待”。
嫌犯的行踪“已经暴露”
尽管已退居二线，刘持平对发生在南京的“1·6持枪抢劫案”仍比较关注。昨天，这位“指纹专家”、“老刑警”对早报记者说，他在网上也观看了南京警方最新公布的嫌犯逃跑时的视频画面，他觉得嫌犯的行踪“已经暴露了”，“抓住他的日子也不远了”。
这是刘持平基于南京、江苏警方能力及南京强大防控系统而做出的判断。有媒体报道，几年来，南京加快推进城市“天眼”监控系统的建设，2003年至今，南京已在全市安装了至少11.3万台监控摄像机，“初步覆盖了市区大多数治安复杂区域、治安卡口、交通要道、社区和重点单位”。
2009年4月18日，南京发生了一起类似案件。2名男子携带尖刀，尾随取款人并实施抢劫，该案在短短48小时内侦破。警方事后披露，案发现场周围300多部监控录像提供了嫌疑人的逃离路径和几十幅清晰图像，“监控视频对破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刘持平说，像“1·6持枪抢劫案”，嫌犯在动手前至少会提前两三天进行踩点，对作案地点、逃跑路线进行谋划甚至演练。而这个踩点的过程及其行踪，将不可避免地会被监控设备记录下来。“犯罪嫌疑人有种心理，越是接近中心现场，他越警惕，但是，远离中心现场，他就会放松警惕，从而暴露行踪。”因此，在往返作案现场的几条线路中，嫌疑人都会遗留下很多信息。公安机关只要综合研判、梳理这些信息，就会捕捉到嫌疑人的线索。
“但是，面对着大量的监控视频的画面，要从成千上万的人、茫茫人海中辨识出那一个嫌疑犯，这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刘持平说，因此，公众要给警方一定的时间。他相信，随着警察对监控视频画面信息破解的越多，“会有更多、更高质量的犯罪信息暴露出来”。
嫌犯可能是“左撇子”
昨天，早报记者再次查阅了南京警方发布的嫌犯逃跑时的视频画面以及长沙警方此前发布的嫌犯在2010年10月25日上午的多个视频画面。经过比对，早报记者发现，除了警方已通报的嫌疑犯走路或跑步时有“外八字”特征外，他在拎包时也有个很典型的动作——用左手拎包或者左肩挎包，多幅画面均是如此。
那么，嫌犯是不是一个“左撇子”呢？刘持平对早报记者说，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南京公布的嫌犯的画面是他作案后、逃跑时，在那种紧急情况下，其身体动作多表现的是一种本能或者习惯性动作，而难以伪装。另外，长沙的视频画面也验证了其左肩背包、左手拎包的习惯。
然而，在长沙警方公布的一段嫌疑人乘坐公交车的视频中，他虽然也是左肩背包，但是用右手投币。对此，对指纹颇有研究的刘持平说，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原因，只有少数“左撇子”是典型的特征，更多的则是非典型性的“左撇子”。譬如，一个人可能用右手写字、右手拿筷子吃饭（童年期间父母和老师教导、纠正的结果），但在日常娱乐运动中如打篮球、打扑克牌中可能更喜欢用左手。嫌疑人可能是属于这一种情况。因此，普通公众也可以记住嫌疑人“左肩背包、左手拎包”的这一显著特征，来加以甄别。
此外，有网民根据嫌犯走路时“外八字”特征来推测嫌犯并没有过当兵的经历。对于该说法，刘持平并不认可。他说，当兵时严格的训练的确可以纠正一些“外八字”的力度，但是想完全地纠正过来并不太现实。此外，那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退役后“外八字”也会有反弹。
嫌犯或与南京“有缘”
为何嫌犯从千里之外的长沙作案后，会来到南京再次作案？刘持平说，对于系列犯罪的嫌疑人来说，他在作案地点的选择上通常会有以下考虑：一是不在本地作案；二是，选择自己熟悉的环境作案。若自己熟悉的环境（如长沙）不能作案，会选择相对熟悉的环境（如南京）再作案。
据此，刘持平推测，江苏南京与嫌犯有一定的关系，他过往的生活经历中很有可能与南京有过交集。
早报记者查询资料发现，该嫌犯在2009年12月4日在长沙天心区芙蓉南路的农业银行门口，将乘私家车取钱的郭某一枪打死。据媒体报道，41岁的郭某就是江苏人。但郭某是不是南京人，则不得而知。此案发生后，长沙当地也一度传闻此案是否涉及“雇凶杀人”或者“生意纠纷”等猜测。
此外，从常理推断，嫌犯若与南京“无缘”，则南京不会是其持枪抢劫优先选择的城市。因为南京几年来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对犯罪案件（特别是重大犯罪）打击力度和破案率均全国领先，破获率保持在98%以上，有时甚至是100%。此外，南京发生过数起类似的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均全部破案，且破案速度非常快。这对潜在的犯罪嫌疑人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力。鉴于嫌犯很爱上网的特点，且在作案时肯定会有过周密的行动部署和方案，应当会知悉上述不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