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贡泉与鲁迅
——心灵的交流
1959年11月，时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冀贡泉和其子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冀朝鼎出席了全国政协的一个晚会。在这里，他见到了鲁迅先生的遗孀许广平。他们谈起了鲁迅。谈起当年与鲁迅先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时的交往。冀贡泉先生回忆他和鲁迅先生在教育部时，是“同司同室”，“同司”是社会教育司，当时由夏曾佑任司长；同室则是两人在社教司一间大统屋内辟出一单间同桌办公。许广平见到鲁迅先生当年的“老同事”，感慨万端，遂请其“写些回忆录作纪念”。冀贡泉先生“慨然俯允”。回去后夜不能寐，回想当年与先生在一起的岁月，心绪万千，写成《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一文。
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东风》上，这是一篇回忆鲁迅北京教育部时期的重要文献。文中，冀贡泉谈到他对“鲁迅壮年”深刻的印象：“他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不苟言，不苟笑。”、他爱提“人定胜天”这句话、“他对民主的态度，是非常热烈的。”、“他的生活勤劳朴素”……在冀贡泉心目中的鲁迅，是“直、谅、多闻的益友”，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君子。”
1963年6月16日，冀贡泉先生在回忆自已82年间的生活历程的时候，也说到自己和鲁迅先生的这段交往：“‘辛亥革命’那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我给教育部的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提了个建议，他要我到南京（时在1912年，在教育部担任了一名部员）。接识了周树人先生（鲁迅先生是1912年2月在教育部任职的）。后转北京仍任部员。他也到了北京，他也是留日本学生，我们时相过从，认为知已。鲁迅日记有三处提及我，我很受他的影响。常认为工作开始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朋友，是一生的大幸。”冀回忆鲁迅当年“根本不喜欢同人们攀谈，除非有公事要商量。”、但两人“同桌办公”。“恰好我们俩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来各读各的书。记得好象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德文，他在日本学医，懂德文），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
从鲁迅先生的日记可知，1913年4月27日，鲁迅等“同人”曾在“劝业场”小有天饭店“公宴冀公贡泉”，那大概是为冀返归故里饯行的。可以说，两人交往的时间也就是一年多一些。而就是这一年，两人却结下了终生的友情。以至在50年后，仍使年过八旬的冀贡泉感慨不已，让他的夫人张陶然女士把这段历史记下来，把他对鲁迅先生的敬仰记下来。
俩人在教育部供职时期，因思想一致，相处是非常和睦和友好的，据鲁迅日记记载，“冀先生曾介绍一些同乡赴京报考知事”，鲁迅欣然为其作保。冀贡泉作律师也是鲁迅出面保结的。同事期间，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冀贡泉、许寿裳、齐寿山等人经常相邀到酒店喝酒。议论国是，寻求真理。先生虽为绍兴人氏，而独喜喝汾酒。冀贡泉多次特地把鲁迅所喜欢品尝的山西名特产杏花村汾酒赠送给他。
当时他们所在的社教司第一科分管北洋政府的文化艺术工作，虽然军阀统治无意文化建设，但鲁迅和他的一些同事还是办了许多令后人感怀的文化建树：制定注音字母、举办儿童艺展、查禁不良小说、倡导美育、考察新剧、筹建历史博物馆和京师图书馆（今日北京图书馆）等，都凝聚着鲁迅的心血，也不无冀贡泉的参于。比如向全国各地调查征集展品和图书，山西官书的调京等，都有冀的相助之劳。
冀贡泉先生返回家乡后，先后任省政法专门学校教务长、校长。和鲁迅先生经常往来，相交甚好。1915年，冀贡泉到了北京，曾在“泰丰楼”招饮鲁迅等人。两日后，鲁迅往冀下榻的“高升店”回访不遇。冀贡泉转任山西大学法科学长，往北京聘请教员时也总是抓紧时间，同鲁迅先生见面。《鲁迅日记》还记载了1916年7月21日原教育部同仁鲁迅、许寿裳、齐寿山等“共燕”冀贡泉于京城“益昌”饭庄等。反映了当时冀与鲁迅先生的交往确是非常密切的。
冀先生在回顾往事的时候说到，有一次在北京见到鲁迅先生，先生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还是办政法学校，造就公、侯、伯、子、男吧。”冀先生说：“这正是洪宪在酝酿的时候，他接近蔡孑民先生知道消息，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两句带讽刺的话。”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美国以笔作枪，宣传国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伟大业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为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建国以后，冀贡泉先生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并参于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工作。
人与人之间可贵的在于心灵的相通和交流。鲁迅先生与冀贡泉先生的相交即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