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06
文/ 陈红华
01 一地鸡毛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这是小说《鸡毛》结尾的一句话。大概是感同于作者无奈的嘲讽，极度的憎恶以及更多的愤懑，掩卷之余，我会心一笑。“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
《鸡毛》写于1981年6月，是汪曾祺先生西南联大求学时的一段往事。汪曾祺先写一个人——文嫂，一个住西南联大的校外的人。建新校舍，要搬迁周边住户，文嫂的两间破破烂烂的草屋，戳在那里，实在不成样子，她不情愿，硬是不肯搬。用现世的话说，就是个“钉子户”，但她并不为一地碎银。
联大当局讲人道，主事的也好商量，文嫂的心愿达成了，小屋就落在了西南联大的地面上，土墙草顶，有两个窗户，一扇门板。她管这里的学生“先生”，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计。她还养了二十来只鸡（也许她原是靠喂鸡过日子的）。
联大到处是青草，草里有昆虫蚂蚱各色活食，这些鸡，长得肥，蛋大，红润好看，卖得很快。文嫂用鸡蛋，换回盐巴、辣子，还有给猫吃的一块肉。
在文嫂的心里，每一只鸡，都是她的宝贝，她熟谙她们的花色，比如后来被金昌焕偷了，斩了，褪了毛的笋壳鸡、黑母鸡、芦花鸡。她每天会数，因此她清楚隔周丢一只。她把三堆鸡毛抱出来，哭天抢地的那一幕，那伤心，那悲痛，那一辈子的委屈，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因为那三只鸡，文嫂日常的平静，瞬间被打破了。汪曾祺用五个小节，呼告的方式，层次分明地痛述了出来。不是那种泼妇式的骂街，而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最真实的哭天抢地。她对鸡的感情，她的凄苦命运，她的痛苦经历，以及万万没有想到联大 “金先生”的不齿行为。
临了，这位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金先生，一点值得一捡的东西都没有留下，连一根布丝都带走了，单单留下了跟文嫂借用的鼎罐和床底下的三堆鸡毛。
一地鸡毛，一地碎银。人生就是这么荒唐，这么让人心碎!
汪曾祺信笔拈来，一地一景一人一事娓娓道来。在作品中，作者对环境、人事交代得都特别清楚，故事完整，人物也有个性，对读者带有不少的冲击，人去事散后，小说也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
文嫂和金昌焕，两个不同生活轨迹人物的故事，还原了市井百姓的生活原味，也反映了人物最真实的心理和脾性。
一个靠浆洗、养鸡卖蛋的寡妇，一个小人物，就像无主的坟头一样被人忽视，甚至不屑一顾。“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作者不由地感喟，“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教养，与文化没啥关系。
“金先生”不欢迎别人来往，别人也不想和他搭伙。一二年级按时听讲，从不缺课；四年级，穿两件衬衫，打两条领带；毕业前，他要做两件事，一是加入国民党，二是追求一个女同学。精明，现实，又俗不可耐。而且，斯文外表下掩藏着丑陋、鄙俗、冷漠和自私。
教养，真的跟文化无关。
作者将其怪癖搜罗，漫画般地凸显了人物的行为习惯，最后用一个绰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将其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写他“从不买纸”，每天晚上带着一把剪刀，把校园里各种启事、告白的空白处剪下；写他每天要吃一块肉，“打开坛盖”“瞅准了”“扎出”“闭目而食之”等细节描写，把这个人物的鄙吝、无聊、无耻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于其何有哉！小说中的金昌焕，绝不会在乎人们的说道，他的一段姻缘，他在“金戒指”三字的旁边加个括弧“重一钱五”，爱当笑话说，说去吧。反正这位“怪现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过两天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想起多年前读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琐碎的小事和个人的日常，平淡的流水账，就是那个年代每个人的生活和生活中遇到的事儿，菜篮子、妻子、孩子、豆腐、保姆、单位中的恩恩怨怨和是是非非，大多数中国人在八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刘震云把这个故事讲得煞是精彩，让人欲罢不能。
捕捉日常细节，描摹真实瞬间，用文字把“一地鸡毛”淬炼成人生百态，即使“一地碎银”，也散发出不一样的光芒。
02 地保李三
《故里杂记》是高邮题材的小说，常常被称为“浮世绘”与“风俗画卷”。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人物，大都是中下阶层的市民：和尚、尼姑、赶鸭的、锡匠、瓦匠、棺材匠、银匠、画匠、小贩、货郎、药店店员、小店老板、挑夫、地保、打鱼的、吹喇叭的、水手、卖艺的、卖唱的、跑江湖做生意的、收字纸的、医生、兽医、教师、小学校工等。
《故里杂记》包括《李三》《榆树》《鱼》三题，和《受戒集》相比较，《故里杂记》篇幅更短小精悍，单篇是一幅幅独立的小品，连缀起来又是生动的风俗画式的长卷。
《李三》让人印象深刻，李三是地保，是更夫，又是庙祝，只能算个底层的小人物，但捞碎银的胆量和功夫都不小。他住在土地祠，管赌咒还愿，管死人失火，管叫花子，管缉盗，管的还挺多，无利不早起，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极尽所能地利益最大化，最后可笑地被逮个正着，被别人罚了。他那种阿Q式的苟且愚昧,让人汗颜。
作者把人物不同身份的日常细节写得细致入微，又入情入理。
每逢香期，到了晚上，庙祝李三就把收香钱的柜子打开，把香钱倒出来，一五一十地数一数，估摸着揣自己口袋几许。他最高兴的事，是有人来还愿。最重要的是：供一个猪头。因此，谁家许了愿，李三就很关心，随时打听。这猪头到了晚上，就进了李三的砂罐了。一个七斤半重的猪头，够李三消受好几天。这几天，李三的脸上随时都是红喷喷的。
地保所管的事，主要的就是死人失火。一般人家死了人，他是不管的，他管的是无后的孤寡和“路倒”。他拿了一个捐簿，到几家殷实店铺去化钱。因为募化得来的钱怎样花销，是谁也不来查帐的。李三拿埋葬费用的余数来喝酒，实在也在情在理，没有什么说不过去。
一坊失火，各坊的水龙都要来救，李三就跑出坊界，绕遍全城。他飞跑着敲锣报警，不会白跑，总是能拿到相当可观的酒钱的。
李三是有权赶叫花子走的。然而他偏不赶，只是在一个背人处把他们拦住，向他们索要例规。讨价还价，照例要争执半天。双方会谈的地方，最多的是官茅房——公共厕所，私密又隐蔽，方便下手。
谁家失窃，首先得叫李三来。李三先看看小偷进出的路径。是撬门，是挖洞，还是爬墙。然后，叫本家写一份失单。事情就完了。如果是爬墙进去偷的，他还不会忘了把小偷爬墙用的一根船篙带走。这根船篙不一会就会有失主到土地祠来赎。——“交二百钱，拿走!”
打更是为了防盗。但是人家失窃，多在四更左右，这时天最黑，人也睡得最死。李三打更，时常也装腔作势吓唬人：“看见了，看见了!往哪里躲!树后头!墙旮旯!……”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见。
一进腊月，李三在打更时添了一个新项目，喊“小心火烛”：
岁尾年关——，小心火烛——！
火塘扑熄——，水缸上满——！
老头子老太太，铜炉子撂远些——！
屋上瓦响，莫疑猫狗，起来望望——！
“岁尾年关，小心火烛……”
这种习俗原来由来已久，敲锣喊叫的正是李三。为什么在那样日子喊叫，原来是因为那时灶王爷上天去了，火烛没人管了。这实在是很有意思。李三喊声中分明藏着“有点凄惨”和“也不容易”。去除了习俗的限制，这一层人生况味就浮现得更明晰了。
没有死人，没有失火，没人还愿，没人家挨偷，李三这几天的日子委实过得有些清淡。他无聊地敲着三更，一边敲，一边走，走到了河边。一只船上有一枝很结实的船篙在船帮外面别着，他一伸手，抽了出来，夹在胳肢窝里回身便走。原想把船篙带到土地祠，明天等这个弄船的拿钱来赎，能弄二百钱，也能喝四两。不想被刚刚起来撒过尿、躺下还没有睡着的船家逮个正着。
李三老是罚乡下人的钱。谁在街上挑粪，溅出了一点，“罚!二百钱!”谁在不该撒尿的地方撒了尿，“罚!二百钱!”没有想到这回被别人罚了。李三挨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小说也就结束了，留下一片唏嘘。
汪曾祺以朴实清新的笔触，写李三这样的小人物，不值一提、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从中透射出生活的酸甜苦辣，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这就是真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