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地方政府债务的秘密：从隐债到全口径管控
当财政支出超越收入，地方政府需要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历史上这一过程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无债状态，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财政包干制导致中央收入减少，分税制改革在1994年应运而生，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结构。然而，土地财政的兴起在后期弥补了地方财政的不足，土地出让成为重要资金来源。
起初，土地价格上涨让地方政府无需过多依赖债务，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促使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地方债务融资成为解决资金短缺的关键手段。起初是“代发代还”，后来演变为“自发代还”，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公司由此诞生，它们作为“暗渠”为公益项目融资，但同时也推动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膨胀，杠杆率显著上升。
2010年审计署的首次审计揭示了令人震惊的10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其中融资平台占比巨大。随着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实施，中央开始对地方债务问题密切关注。城投和土地财政成为偿还债务的重要途径，国家审计署通过债务分类，明确了隐性债务的存在，并在2014年开始逐步化解。
全口径的94万亿地方债务，经历了四轮复杂而细致的化解过程。从2015年至2018年，通过置换债券化债，但隐性债务甄别困难，银保监会实施了名单制管理。2018-2019年，专项债券成为主导工具，强调终身问责。2020-2022年，专项债虽然充足，但项目生成难题又带来了新的隐性债务挑战。
在这一过程中，隐性债务管理逐渐规范化，金融机构需通过财政部监测平台查询相关信息。专项债项目质量成为核心关注点，城投融资则被用于支持边缘项目，特殊再融资债券成为偿债关键。中央预计将在2022年发行1-1.5万亿元用于债务偿还，金融机构需协同推进化债，遵循“省级负总责、中央适度支持”的原则。
2015年的预算法进一步限制了地方政府的直接举债，规定了债券举债主体、方式和偿还机制，专项债成为主要融资途径。43号文和27号文等政策出台，旨在规范举债、防范风险，强调隐性债务规模的控制，并通过总量与财力匹配，融资平台分类监管等方式建立长效机制。
政府债务总量必须与当地GDP相适应，确保稳健财政。在这一系列政策下，城投债的刚兑预期减弱，城投公司面临转型压力。未来，地方债务控制将更加精细化，城投平台融资模式可能转向省级主导。关注政府投融资业务，让我们深入理解这一财政领域的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