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非常重视蒙学教育。中国的蒙学教育滥觞于周秦两汉，形成于隋唐宋元，繁荣发展于明清近代，可谓源远流长。据张志公先生的《蒙学书目稿》统计，在上起周秦、下迄民国的2000余年中，蒙学教材有580种之多。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初稿）》在此基础上作了增补，达到1300多种。实际上可能还远不止此数。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各地应时出版的蒙学读物就有上百种。儒家的高文典册，一般人很难学习理解；而这类蒙学读物把那些艰深难懂的高头讲章用通俗押韵的语言表述出来，并且紧密联系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世态，易学易懂，易诵易记，更直观、更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正因如此，在普通民众中，其流传甚至比儒家经典还要广远，还要深入人心。但不尽如人意的是，一些出版单位往往在装帧设计上下工夫较多，而在内容的处理上重视不够，乃至读物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正文错讹、标音不准、引文不确、注释粗疏、译文生硬等瑕疵，轻者读来时时“碍眼”，令人心中不快，重者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作为主编，张圣洁说，这套蒙学读本借重“十三经”之名，是因为蒙学理应被提到“经”的高度来认识，同时也表明我们虔敬的注疏态度，要编出一套“拿得出手、站得住脚、传得下去”的蒙学经典，“为学界提供一个信本，向读者奉献一件精品”。
张圣洁介绍说，考虑到童蒙教学重点首先是诵读，因此《蒙学十三经》特别着力于正音。十三篇正文全部注以汉语音标，并以古文应有的读音标注。他举一本由某高校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小儿经》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读音正确对理解文章本义的重要性：在“担头车尾，穷汉营。日求升合，休与相争”一段中，出版者将“合”（ge，一升的十分之一，十勺为一合）注音为he；把原文中应译为“挑担推车做小买卖，这是穷人的营生每天只求微薄收入，不要跟他们为一点儿小利争来争去。”注释成：“如果穷了，要想生活下去，挑担推车都要干。每天要力争有所提高，不要与人争，要与人为善，和好相处。”这样一来，岂不与原文之意南辕北辙了？编著者同时还对书中的生僻字、词和难解的句、段，典章、名物、典籍、掌故，重要的历史事件及人物等，作准确、详明的注释，对所涉人物、事件等，均尽力核查一手材料，以史家之精神，“勘正谬误，流传真谛”。
与会专家学者均对《蒙学十三经》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予以高度评价。李行健在发言中谈到，历史上不少著名学者如周兴嗣、李翰、王应麟、谢枋得、王相等等，他们既是学术大家，又是大力为蒙学编纂教材的教育家。大学问家编儿童启蒙教材，是值得继承的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中华，科教兴国的时代，应该好好研究我们蒙学的行之有效的教学传统和经验，整理蒙学教材，使之得到继承和发扬，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服务。《蒙学十三经》给全书正文标注了汉语拼音，即可以用现代汉语普通话来诵读这些过去难以张口的作品。仅就这一点说，这套书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著名文化经纪人陈博君指出，《蒙学十三经》的出版，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很及时，很有意义。中国正处在迎接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刻，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民间学习、了解传统文化的热情高涨，迫切需要关于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各地出版的蒙学读物如雨后春笋，但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错误和不足，有些更是粗制滥造，贻误读者。《蒙学十三经》作为一部值得信赖的精品，可供读者和蒙学教育者选用。
陈博君认为，重振国学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实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意义巨大。“弘扬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振兴国学，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国学不仅是我们建构和谐社会赖以汲取的文化资源，而且是思想理念资源，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