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23岁），在母亲及友人的赞助下正式出版《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设班传授。1939年4月在四川重庆南岸龙门浩正式成立了“亚伟中文速记学社”，开始了他的速记创业生涯。
据亚伟自述：“我的接触速记，也是非常偶然的，只是在1930年的夏天，在南昌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一本早期速记书（注：指蔡锡勇著的《传音快字》），因而引起我的兴趣，便开始钻研起来。以后，感到速记是一种对人类文化极为有益的学术，而当时意未见有人推广，深觉可惜；乃留意搜集中外有关资料。”以后，他在图书馆里找到了英文“皮特曼速记”和“葛锐格速记”，进行比较研究，冀图创造一种适合我国的速记方案，以便利国人广泛使用。从此，他便沉浸于速记符号之中，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耗费掉不少精力，走了许多弯路，终于在1934年制成一种流线体系的速记方案。（参见唐亚伟：《从辛苦支持到胜利发展的道路》，载《速记月报》1955年第49、50期合刊号）。 坚持创新
唐亚伟自1938年投身于速记教育事业以来，其后60年间，他一直为中国速记事业的发展努力奋斗，做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
他不仅把椭圆式速记体系引进到中国，并使之得到发展，成为中国速记的主流。他为了使亚伟速记的完善，不断修改方案，在省略方面首创声符提高省略韵符略法及上中下三种“附离略法”，并发展了“交叠略法”使之系统化等。它对以后各式速记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虽然首倡椭圆速记学派，并使之得到发展，他的学生又有所创新，使椭圆式速记百花齐放，人才辈出；但他并不抱门户之见，不采取“保护主义”，而能高瞻远瞩，放眼世界。他在速记月报社成立了斜体速记创研组。1953年8月召开创研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斜体速记方案草案。其后40年间，形成了“3Y斜体式速记体系”并应用于大专院校课堂教学。
引领主流
随着世界速记形势的发展，电脑速记在外国出现，唐亚伟本人早在50年代就已开始研究专用键盘的并击式速记机，至80年代，便与计算机结合，进一步研究“专用键盘”并击式的电脑速记机，于1994年开发成功。定名为“亚伟中文速录机”，填补了中国电脑速记机的空白。
普及推广
当80年代初中国速记进入复兴革新时期，唐亚伟身体力行在西城区三里河和新街口工人俱乐部举办亚伟速记培训班，有近4000党政干部、年青人参加了培训。唐亚伟首先团结北京速记界人士发起创立北京市速记协会，在北京速协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速记研究会、协会和学会。1985年他又组织中国速记友好访日代表团，被推为团长赴日参观访问，进行速记文化交流。1994年他又以中国文献信息速记学会会长身份，率领中国速记代表团前往土耳其出席第40届国际速记打字联合会。在这次大会上，国际速联正式接纳中国为成员国。 1934年，创造出“流线体中文速记音符总表”和“字符略法表”。1938年，出版《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1939年，成立“亚伟中文速录学社”。2007年，以“亚伟中文速录机技术与装置”获得2006年度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他在速记学术研究、速记教育、速记推广、速记活动各方面都起着带头和促进的作用，成为中国速记发展的先锋与动力。“惊天时速”的业绩成为中国速记近代史的重要组织部分。他已成为中国当代名人，被录入《中国当代名人录》和《当代英才》《中国专家人名辞典》等典籍。 提起中文速记，人们已不陌生，而上世纪30年代发明中文速记的，正是唐亚伟。此次获奖的“亚伟速录”，简单地说就是进行实时语言信息采集的关键技术，它采用专用键盘和专用软件对语言信息同步记录并转化为文字，是中文信息处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是实现信息化的基础。
中国速记发展史上的两大步，都是由他跨越的。 成就设想
旧书店里一本《传音快字》，启发了“亚伟速记”的诞生
我国老一代速记工作者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文艺工作者时，摄影记者拍摄的灯光十分耀眼，使紧张的速记人员更加着急。毛主席见此情景，停下讲话对记者们说：“请你们靠后一些，不要影响速记人员的工作。”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服务员把速记人员的座位安排在门口。距离远，速记员听不清讲话，被总理察觉后，立即把速记者请过来，坐在他的身后。从那以后，速记和翻译坐在宾主后边，成了外事活动的固定格式。周恩来多次指示：“新闻工作者和翻译人员要学会速记。”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在50年代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发奋学习速记，成了当时我国速记速度最快的速记员。
谈起往事，唐老说，那时他们使用的技术方法，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其实，是旧书店里一本不起眼的小书《传音快字》启发了我，才有了“亚伟速记”的诞生。
唐亚伟原名唐恭汉，生于1915年，湖南衡山人。工人家庭出身的他，自幼家境贫寒，但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仅学业优良，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曾被推荐给当时的江西省“安息日会”会长当书记。由于职业的关系，使他对文字的书写方法萌生了兴趣。就在这时，他在南昌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我国最早的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蔡锡勇著）。就是这本不起眼的小书，决定了他一生孜孜以求矢志不渝的目标——为中国速记学献身。
唐亚伟在研读这本书时发现，蔡锡勇的中国速记符号以英国速记体系为基础，根据毛笔的粗细笔道来记录。但当时科技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水笔，书写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唐亚伟又找到了英文的“皮特曼速记”和“葛瑞格速记”进行比较和研究，希望总结一种适合中国人的速记方法。由于每天都要记录校长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唐亚伟试着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表文字，书写速度果然快了很多。于是，他结合汉语的结构、读音、语法学、词汇学原理，同时吸收国际速记学原理，终于在1934年，创造出“流线体中文速记音符总表”和“字符略法表”。
这项发明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中文速记之先河。提起这段往事，唐老依然兴致勃勃。他说：“实践出真知。我们祖先在有文字之前不是就懂得了用绳子打结记事了吗？那应该说是最古老的文字符号。后来又有了仓颉造字。其实那么多汉字绝不可能是仓颉一个人坐在屋里闭门造车想出来的，肯定是古代人在劳动实践中创作产生出来的，仓颉做了一些加工整理工作。速记的产生，也来源于工作实践。”他坚持把学科的创立定位在对劳动实践的加工整理上，其中的艰辛、甘苦融入了他曲折的经历中。1938年，他正式出版了《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
唐亚伟开始办学，推广速记。1939年，“亚伟中文速录学社”正式成立，1942年春，更名为“亚伟速记学校”，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陶行知、李公朴、顾执中等担任董事。1945年，在重庆亚伟速记学校筹集速记教育基金大会上，唐亚伟先生还清楚地记得，冯玉祥将军发表了题为“速记的功用和发展途径”的演讲，结合军事制胜中“迅速、准确、秘密”的三个特点，分析和强调速记的重要功效。他说：“我主张每个小学生，从三年级起就应该学习速记，这样对于学生求学的帮助真是无法估计。”
创造汉字快速记录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速记的发展高潮时期。当时中国学习苏联，而苏联特别重视速记学，苏联的每一个部门都有速记员编制，因而中国每一个部门也配了速记员编制。如全国总工会有14个速记员，中央党校也有十几个速记员，各部委都有速记员。亚伟速记学校，北京有总校，上海、南京、杭州、兰州、重庆、新疆、香港都有分校。北京亚伟速记学校有一个专修班，由各机关保送人员来学习，一共办了13届，半年一届，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专业人员。外交部特别重视速记，部内还办了速记班，由唐亚伟的学生执教。
1955年，经陈毅副总理批准，我国成立了第一所政府开办的速记学校——北京速记学校，仍以“亚伟速记法”为教材。尽管社会上流行的速记方式多样化，但亚伟速记法始终是流行最广的方式。从国际上看，只有苏联、德国的方式是国家统一的速记方式，其中如美国、日本都是多种速记方式并行，但美国推行最广的是葛瑞格方式。唐亚伟教授承认，他受葛瑞格方式影响较大，在体系、系统上与这种方式有相通之处。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速记工作也慢慢松懈了。各部门速记员的编制改成了秘书编制，或由秘书兼任速记员，速记工作已不被重视。特别是“文革”中北京速记学校被迫停办，速记符号被视为密码、异端而废止。只有陈毅副总理仍坚持在外交部开办速记班，在遍布世界的大使馆里，还有一些速记员为我国外交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陈毅说：“速记和打字是外交上的斗争武器。”过去我们同国外的谈判，由于没有速记员容易吃亏，所以外交部一直坚持速记工作。基辛格秘密来中国的时候，就带了两个速记员。周恩来总理也带了两个速记员，一位叫廉正保，一位叫胡凤仙。现任外交部档案馆馆长的廉正保同志回忆道：“1973年，周总理看到基辛格带来的速记人员使用速录机，用手敲击键盘就可以完成记录工作，总理非常感兴趣。会谈休息的时候，他走到我身边，当着基辛格的面问我，咱们能不能制造中文速录机啊？我那时候胆子挺大，我说：‘能，一定能造出来。’但是我心里一点也没底。总理笑笑说：‘那好，好好努力，想办法把它造出来，人家能够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八九十年代，我大部分时间在驻外使、领馆工作……1998年我回国以后，知道唐亚伟教授带领一批专家创造出了‘亚伟中文速录机’，只要敲击键盘，电脑显示器上就可以直接显示出中文，速度和效果都比当年的英文速录机还好。我没有做到的，唐老做到了，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
当时，我们的速记人员用的都是“亚伟速记”。说到往昔的情况，唐老十分缅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对亚伟速记的关注和支持。尽管教学停止了，但速记事业并未废止。就是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唐亚伟教授的脑子里也全都是“速记”。他认为手写速记太累了，总想用打字的方法代替手写，以提高准确率，降低劳动强度。他白天劳动，晚上回到小屋就开始琢磨、研究，终于构思形成了一套方案。那个年月，怎么可能把他的研究方案投入试验啊！唐亚伟不甘心，他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用脑子和钢笔硬是创造出了“汉字快速记录法”，没有终止他的不倦的追求。这种手写式的速记新方法，也曾风靡一时。
钢琴演奏生灵感，催生中文速录机
改革开放的时代，正是中国速记事业的第二个春天。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变化，对速记越来越重视。唐亚伟教授也焕发了青春，抓紧对速记的研究并不断有所创新。他先后完成了《打字速记法》、《ABC记录法》、《速记机研究》等设计方案，为速记机械化、电子化开拓道路。1981年，他被推选为北京市速记协会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他一边从事速记方面的领导工作，一边从事学术技术研究开发，还与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的速记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不断了解、研究国际速记学发展的新动态，以推动中国速记事业的新发展。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计算机开始进入国内。自从了解了电脑以后，唐亚伟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把速记和电脑结合，把最复杂、最繁杂的工作交给电脑。正因为速记后期“翻译”最累，导致了速记很少有人在用。那么，普及速记的最好方式非电脑莫属。然而，对于一位对电脑一窍不通的老人而言，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了。
唐亚伟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速记能不能按照拼音完全打出来。当时，他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输入方案，利用标准键盘一键一击，一只手打声母、另一只手打韵母。由于汉字基本都是声韵结合的，两只手正好声、韵分工。按照这个设想，每分钟应该能够输入200字。但是，这样一来两只手太忙了。不过，唐亚伟发现，汉语里面双音词最多，怎样利用这种双音词的特色，开发便捷快速的电脑速记方法？
终于，他从钢琴演奏上受到启发，既然弹钢琴可以一只手弹主旋律，另一只手弹和弦，甚至可以交叉弹奏，那么电脑速记完全也可以采用双手同时敲击键盘输入的方法。因为两只手同时敲击键盘，记录的速度自然能够明显提高。但是，这个想法引发的下一个问题是，必须抛弃现有的计算机键盘，重新研制一种新型的速录键盘。凭借深厚的速记功底、丰富的编码能力和扎实的拼音功夫，唐亚伟重新对键盘进行设计。面对26个字母，声码需要用几个键、韵码需要用几个键、按键相互之间的关联等等，成为他每天琢磨的重点。1993年，他拿出了一套完整的电脑速记编码方案和速录键盘设计。但是，计算机速记在当时计算机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让别人听起来是那样的陌生，与人合作开发的事宜一再搁浅，后来才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公司。
直到1994年，经过了几百个日夜，速录机终于在北京展览馆最显著的展台上亮相。30分钟的演讲后，与会者在出门的时候，每人可以得到一份热腾腾的快报，这就是用速录机来进行实时记录、瞬间完稿，再用速印机把一张张的快报印刷出来的。它，无疑成为了那次展览会的一个亮点。
1995年，在荷兰举行的第41届国际速记联合大会的展厅里，各国代表惊奇地发现中国已拥有自己的中文电脑速录机了。因为中国文字是方块字，用电脑速记毕竟是一个难题。是谁攻克难点，使中文电脑速录梦想成真？唐亚伟，一个国际速记界熟悉的名字又闯进了他们的视野——“亚伟中文速录机”。
健康秘诀：速记留驻了青春
我和唐老一问一答，畅谈着。坐在一旁的王小姐用亚伟中文速录机记录着。不慌不忙，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谈话的中文记录。我有意加快语速，连珠炮似的发问，并说了几个成语。话音刚落，电脑屏幕上已工整成文，只字不差！我为这种神奇的工作方式所惊异，唐老却平静地继续着侃侃而谈：“速录机是多键并击，一下按几个键，双手并击，一击出现两个汉字。这种多指并击的方法在生理上是完全可能的，弹钢琴就是一例。我们用拼音的方法，左右对称的键盘，一手可打出一个声韵结合的汉字，两手并击，一下打出两个汉字，即一个双音词。速度很快，完全可以跟上语言的速度，甚至可以在看打录入的时候，每分钟超过200字以上。一个人讲话每分钟大约是180字左右，速录机完全可以胜任了。”
唐老告诉我，人的讲话口语和书面语言是有差距的，口语啰嗦一些。我国语言学家、教育出版社社长张志公先生，对他自己讲话的记录稿，他一看就说这是“速记稿”。如果按照录音带一字一句整理的口语进行，没法看，太啰嗦。一个好的速记员，要有一定的写作素养，才能打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稿子来。唐老的儿子唐可亮补充说：在编码攻关的日子里，老人或是在斗室里钻研试验，或是骑着自行车到图书馆查找资料，到中关村电脑界“弄潮”，仿如年轻人一般奔波。
今天，在唐老的名片上还有众多的头衔：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所教授、顾问，中国老教授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顾问，复旦大学北京校委会顾问，北京国际书画艺术交流中心顾问、中国文献信息速记学会会长、北京速记协会理事长兼培训中心校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兼速记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晓军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顾问等等。
我试着打探他的身心健康的秘诀，他笑了笑，认真地说：那和速记有关，每天速记大量的信息，也留驻了青春。
他的家人开玩笑地举例佐证：老人70多岁的时候，还总是喜欢骑自行车走来走去。一次被汽车剐倒，摔了一跤，脑部出血。治疗期间，即使是面对着亲人，他也叫不出任何人的名字，但他却能清晰地说出“速记”两个字。病愈后，家人都对他说，您是六亲不认，只认识“速记”啊！
虽然唐亚伟教授和他的亚伟速录机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和认可，速记这一古老的技术也正在以崭新的面貌重现在世人面前，并且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位耄耋老人至今依然惦记着速记，牵挂着信息时代亚伟速录技术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责任，那就是一定要让速记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如今，令老人十分欣慰的是，亚伟中文速录机已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并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成就广泛应用
最高人民法院曾正式发文，“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推广、使用亚伟中文速录机，实现庭审记录计算机化。”全国已有2000多家法院使用了这项设备，并在进一步推广。中央电视台多次使用该设备，整理会议记录。甚至有一些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剧组请七八个剧作家侃剧情，侃结构设计，请速录员记录下来进行编排。有一位军旅作家，自己录了一个30万字的长篇小说，拿着录音带请他们帮助整理出来，结果只用了5天，一部书稿就完成了。现在，由唐老出任名誉董事长的晓军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速录服务部，帮助各部门从事会议记录并整理成文，忙得不亦乐乎。
“速记”泰斗唐亚伟先生漫长的征程，令人敬重！
（2007年3月2日《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