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是对天下事物的美称.文章这类东西，和其他事物相比，更要加倍地求异创新.韩愈所说的“陈言务去”，意思是要求新.至于填词作曲，比起诗赋古文来，又要加倍地求新.不仅仅前人的作品流传到现在算是旧的，就是我一个人所写的，现在看过去的，也是有差别的.昨天已经见到而今天没有见到的，知道没见过的是新，也就知道见过的是旧的了.古人称剧本为“传奇”，是因为所写的事情都非常奇特，别人没见过，才把它记了下来，从而便得名了.可见没有奇特的事是不会去写剧本的.“新”就是“奇”的别名.如果某个情节已经在戏场中演过，千千万万的人都见过了也就没什么奇特的了，哪用再去写呢？所以剧作家一定要要理会“传奇”这两个字.想写一个成本必须先问问古今戏场中是否曾演过类似的情节.如果没有，就赶紧写出来，不然的话，就枉费了一番心血，白白地做了一回效颦的东施.东施的容貌不一定比西施丑，只是因为模仿别人皱眉头，才遭到了后人的嘲讽.如果她当时预料到了这一点，即使大家劝她捧心皱眉，她也会不屑于去做的.我认为填词最难的地方就是洗涤窠臼，最大的赞美在于沿袭老一套.我看近来的一些新剧作，都不是什么新戏，而是像老和尚太碎补的袈裟、医生配制的汤药一样的混合品.从众多剧本中，东割一段，西抄一段，拼凑在一起，就成了一部剧本.其中只有人们没听说过的人名，却没有人们不曾见过的事实.俗话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用这句话来评价当今人们新作的剧本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但是，前人所写的又是从何处拼凑来的呢？难道《西厢记》写出来之前，另外有个跳墙的张生？《琵琶记》问世以前，另外有个剪发的赵五娘吗？如果是这样，却又为什么不传其原本，而传其抄本呢？不打破旧框架的约束，就谈不上填词；只要同意我这观点的人，特别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翻译：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块突起的高地，下临溪水，名叫新城。
新城上面，有一口低洼的长方形水池，称为王羲之墨池。这是南朝宋人荀伯子在《临川记》里所记述的。
王羲之曾经仰慕东汉书法家张芝，在此池边练习书法，池水都因而变黑了，这就是他的故迹。难道真的是这回事吗？当王羲之不愿受人勉强而做官的时候，他曾遍游越东各地，泛舟东海之上，以快心于山光水色之中。
难道当他逍遥遨游尽情游览的时候，又曾经在此地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渐入佳境，看来他所以能有这么深的造诣，是因为他刻苦用功所达到的结果，而不是天才所致。但后世没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恐怕是他们所下的学习功夫不如王羲之吧？看来学习的功夫怎么可以少化吗！更何况对于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的人呢？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
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
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君深怕关于墨池的事迹被湮没无闻，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这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两柱之间标明它，又对我说：“希望有篇叙记文章。”
我推测王君的心意，莫非是因为爱好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肯让它埋没，因此就连他的遗迹一并重视起来吗？或者是想推广王羲之临池苦学的事迹来勉励这里的学生吗？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使后代人尊崇到这般地步，更不用说仁人君子们留下来的风尚和美德会怎样地影响到后世人呢！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
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墨池记》鉴赏 墨池在江西省临川县，相传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笔砚处。曾巩饮慕王羲之的盛名，于庆历八年（1048）九月，专程来临川凭吊墨池遗迹。
州学教授（官名）王盛请他为"晋王右军墨池"作记，于是曾巩根据王羲之的轶事，写下了这篇著名散文《墨池记》。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
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
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失之空洞说教。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
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活了墨他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
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
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
文辞之简约，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他的记叙，虽要言不繁，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
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
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
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7"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琵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
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
"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
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
至此，原因，在于缺。
钱老师这本书常说汉语是简洁的，然而由于近来帮人做汉译英，反而觉得此说有可商榷之处。
我的主张是：从语言上说，汉语确实在大体上比英语简洁，然而从言语上分析，回答却是相反的。 汉语汉语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每一次战乱造成的人口大迁徙都会带来语音的大迁徙，操着当时所谓“雅音”的京畿人士为躲避战乱向着南方大逃亡，于是“雅音”和当地少数民族或汉人的语音混血形成一种方言，而原来的京畿则被北来民族占据，又是一番语音混血，形成新的“雅言”，原来的“雅音”不再是雅音，而成了镶嵌在现代语言地层中的古音活化石。
汉语就这样送走了周秦上古音、唐宋中古音，最终走向了现代的普通话。正是这数千年的语音迁徙和演变，造成了今天复杂的方言地图。
所以，如果仅从语音来说，中国人的发音方式是极多的，音域也是极广的，所以北方人因为有卷舌音所以说英语比南方人好，而南方方言多保留了促音所以学日语和意大利语又较北方人占优势，等等。关于上古音，相当多的学人认为那时的先民是发双辅音的，网上也有热心人按着这套方案重新给《封神演义》配了音，听来怪怪的，不符合对汉语的一般印象。
然而，或许在某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方言区里，从牙齿还没长全的小孩儿到牙齿渐渐松动的老大娘，从田间地头的随意寒暄到 *** 开会的煌煌大言，也许双辅音在阳光下噼里啪啦地爆响着，没有一时片刻停歇安静过。那该是多美的一个场景。
说到表意，汉语几乎每个字都有自己的完整含义（例外也有，如“逶迤”之类不可拆分），而每个字都只发一个音。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也使用过发两个音的单字，例如“吋”，读作“英寸”，搞得像日语里的训读。
然而，中国人似乎终归是不习惯一个字发两个音，所以，今天还是普遍地将“吋”写成“英寸”，宁愿多写一个字。汉语的语法又简单得几乎不成体统，一个“了”字忽而是直陈过去时（“昨天他嗝屁了”），忽而又是虚拟将来时（“我希望明天看到他嗝屁了”），以至于小日本在明治全盘西化时竟然也敢嘲笑“中国话有什么语法”，急得中国的语法学家硬要照着欧洲语言的语法框架套出一个汉语语法。
又据说今天在中国传教的人中加拿大的摩门教徒最多，而他们多半在加拿大学汉语半年就能掌握一般会话能力，只是每一个汉字都像一幅画，学起来太难了。这便又涉及到汉语的外观——汉字。
所以，但从表意上来说，单字的完整含义和单音拼读相结合，构成了汉语语言意义上表意的简洁性，但是正因了语言意义上的简洁，造成了言语意义上的铺张乃至于浪费。举个例子，胡适要在学生里搞白话文运动，于是出题给学生做，说让学生打电报辞职，电报越短越好。
学生们绞尽脑汁写，据说最短的写到了八个字，但因为不脱于文言文的窠臼，不能再短了。最后，胡适给出了四个字的答案：我不干了。
胡适的“我不干了”，可以说一下子回到了汉语的赤子状态，因为要是让上古先民来单纯地表达辞职的意思，三个字就够了：吾去矣。当然要是不打电报，当面说，白话文三个字也够了：不干了！ 汉语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个从“我不干了”到“愿乞骸骨，卸甲归田，含饴弄孙，以尽残年”的过程，就是“挣钱糊口”到“做稻粱之谋”的过程，就是一个仗着简洁而逐渐铺张乃至浪费的过程。
所以，中国人在文学上可以说占了别个民族的便宜，渐渐地发展出了格律整齐的各种古代诗歌，发展出了繁复瑰丽的骈体文，发展出了数不胜数的典故，最重要的是，这些典故不仅用在文学作品里，而且不动声色地化为人们的日常用语而令其不自知。而多音节语言却几乎天生就有这个障碍，中国人用四字典故，发的是四个音，文字占用的空间是四个格，但一个四字典故表意构成的曲折程度却非任何多音节单词所能比。
多音节语言如果想要具有同样的表意构成，就得像一个德语复合单词一样长了。所以几乎是天生地，西方的诗歌无法做到像汉语古诗歌一样将格律笼罩到每一个发音。
多音节语言也可以很简洁，甚至就外观的表意最小单位来说比汉语还少，例如拉丁语就能够通过词尾的屈折变化，用一个词完整地表达人称和时态，但是，就发音的时间、书写所占用的空间而论，它仍然不及汉语简洁。 所以可以说，正是汉语理想形态的简洁造成了汉语实际形态的铺张，而西方语言在实际形态上却表现出了汉语所不及的简洁，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美国人平卡姆就写了一本《中式英语之鉴》来教中国人如何写出标准的英语句子，在作者看来，中国人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不必要的成分过多。
作者应该知道的，这些在英语里多余的成分，在中国人的现代语言里却是必须的，而中国人也并不觉得累赘。要是让现代西方人来逐字直译“愿乞骸骨，卸甲归田，含饴弄孙，以尽残年”，他们估计要疯掉，西方诗歌里倒也不乏这种极尽铺张之能事的句子和段落，然而中国的古人连公文都是满篇典故和韵律的骈体文，简直叫西方人徒唤奈何吧。
中国人的这种对语言的铺张和浪费到明清大概是达到了顶峰，标志就是奏章公文都用骈体文。发展到顶峰之后，就有人要用简洁的白话文来取代它。
白话文一开始还似乎没那么多负担，能。
1、《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2、《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远归。
3、《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
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4、《巴陵夜别王八员外》 ；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
《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慷慨悲歌，是出自肺腑的诗作，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涂上豪放健美的色彩，前两句直写日落之景，纯用白描。
《送灵澈上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远归。
——即景抒情，构思精致，语言精练，朴素秀美。前二句点明时间，后二句写归去情景。有一种淡淡的意境，精美如画。钟声触动思绪，归影勾起归意，诗人形象隐于诗外，表露寄托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构成一种闲淡的意境。
《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
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既不写饯行时的歌舞盛宴，也不写难舍之情，只是以知己的身份说话行事，字里行间 *** 荡漾。开篇造成特殊的背景，烘托李副使毅然前行的气概，珍重的送别之意暗含其中，三四句明写友人的经历，激励其一往无前，五六句化惆怅为豪放，末句直抒胸臆，气贯长虹。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并突破了一般送别诗的窠臼，语言口语化，亲切洒脱，声调悠扬流美，奔放明快，韵律自由活泼，节奏跌宕有致。
《巴陵夜别王八员外》
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
——这是一首情韵别致的送别诗，诗人先从自己离别洛阳时写起，怀着被贬的失意离开故乡，以物候的变化表达时间的变换。深得采薇遗韵。开首两句洒脱飞动，情景交融，既点明季节地点，又渲染气氛，给人一种人生飘乎，离合无常之感。三句的世情含意极丰，世事如浮云，更觉离情难遣如流水之悠长。结尾一个空字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而又依依不舍的深情。唐诗中写迁谪之苦，离别之恨者多，且各尽其妙，此诗以迁谪之人又送迁谪之人，情形倍加难堪，写得沉郁苍凉，一结有余不尽。
听月诗 辛弃疾
听月楼头接太清，依楼听月最分明。摩天咿哑冰轮转，捣药叮咚玉杵鸣。乐奏广寒声细细，斧柯丹桂响叮叮。偶然一阵香风起，吹落嫦娥笑语声。
听月楼高得仿佛能够接触到天空，在楼上听月亮的响动最为分明。在楼上仿佛能够听到冰轮一般的月亮在天空中运行时咿呀的声响， 仿佛能听到玉兔用玉杵捣药发出的叮叮咚咚的声音，还有广寒宫奏乐时细细的仙乐声和吴刚砍伐桂树时的斧子声。偶然一阵风仿佛还带着桂树的清香，吹落了嫦娥的欢声笑语。
诗人用瑰丽的想象描绘了与月亮有关的各种传说中的声音，一脱窠臼，从“听”月亮的角度来写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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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段吗？ 宋代陈善论画 【原文】 唐人诗有“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之句，闻旧时尝以此试画工。
众工竞于花卉上妆点春色，皆不中选。惟一人于危亭缥缈、绿杨隐映之处画一美妇人凭栏而立。
众工逐服。此可谓善体诗人之意矣。
唐明皇尝赏千叶莲花，因指妃子，谓左右曰：“何如此解语花也。”而当时云“上宫春色，四时在目”，盖此意也。
然彼世俗画工者，乃亦解此邪？ 顾恺之善书，而人以为痴。张长史工书，而人以为颠。
予谓此二人之所以精于书画者也，庄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扪虱新语》） 参考： 附录：中国画论选读 绘画修养论 [明]王世贞 语曰：“画，石如飞白木如籀。”
又云：“画竹，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书如隶。”郭熙、唐棣之树，文与可之竹，温日观之葡萄，皆自草法中来，此画与书通者也。
至于书体，篆隶如鹄头、虎爪、倒薤、偃波、龙凤麟龟、鱼虫云鸟、鹊鹄牛鼠、猴鸡犬兔、科斗之属；法如稚画沙、印印泥、折钗股、漏痕、高峰坠石、百岁枯藤、惊蛇入草；比拟如龙跳虎卧、戏海游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及览韩退之《送高闲上人序》，李阳冰《上李大夫书》，则书尤画通者也。 ——《艺苑 言》 绘画继承论 [明]陈洪缓 今人不师古人，恃数句举业饾丁，或细小浮名，便挥笔作画，笔墨不暇责也，形似亦不可比拟，哀哉！欲微名供人指点，又讥评彼老成人，此老莲所最不满于名流者也。
——《玉几山房画外录》引 绘画理意论 [清] 郑绩 尝见人写《春夜宴桃李园图》，于树林中灯笼高挂，大失题主。作者意为秉烛夜游句发挥，反轻飞羽觞而醉月，不思太白之意重在醉月，而秉烛不过引古人以起兴耳，非此时之事也。
既有月色，何用灯光？所谓画蛇添足矣。然于笔砚杯盘之处，近点掉灯一二，未尝不可。
高悬桃李上与月争光，则断乎不宜。故曰学画贵书卷，作画要达理。
——《梦幻居画学简明·论景》 绘画形神论 [明] 莫是龙 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神之所托也。 ——《画说》 绘画境界论 [宋] 苏轼 味摩诂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诂之画，画中有诗。
诗曰：“蓝田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此摩诂之诗。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诂之遗。
——《东坡题跋·书摩诂蓝田烟雨图》 山水画论 [清] 朱若极 得乾之理者，山川之质也。得笔墨之法者，山川之饰也。
知其饰而非理，其理危矣。知其质而非法，其法微矣。
是故古人知其微危，必获一。一有不明，则万物障；一无不明，则万物齐。
画之理，笔之法，不过天地之质与饰也。山川，天地之形也。
风雨晦明，山川之气象也，疏密深远，山川之约径也；纵横吞吐，山川之节奏也，阴阳浓淡，山川之凝神也；水云聚散，山川之联属也；蹲跳向背，山川之行藏也。天之权也。
博厚者，地之衡也。，风云者，天之束缚山川也。
水石者，地之激跃山川也。非天地之权衡，不能变化山川之不测；虽风云之束缚，不能等九区之山川于同模；虽水石之激跃，不能别山川之形势于笔端。
且山水之大，广土千里，结云万里，罗峰列嶂，以一管窥之，即飞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画测之，即可参天地之化育也。测山川之形势，度地土之广远，审峰嶂之疏密，识云烟之蒙味，正踞千里，邪睨万重，绕归于天之权、地之衡也。
天有是权，能变山川之精灵；地有是衡，能运山川之气脉；我有是一画，能贯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脱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
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山川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
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 ——《石涛画语录·山川章第八》 畜兽虫鱼画论 [清] 方 薰 钱舜举《草虫卷》三尺许，蜻蜒、蝉、蝶、蜂、蜢类皆点簇为之，物物逼肖，其头目翅足，或圆或角，或沁墨或破笔，随手点抹，有蠕蠕欲动之神，观者无不绝倒。
画者初未尝有意于破笔沁墨也，笔破墨沁皆弊也，乃反其得其妙，则画法之变化，实可参乎造物矣。 ——《山静居画论》 [清]松年 书画以人重，信不请诬也。
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吐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一钱不值矣。吾辈学书画，第一先讲人品，如在仕途亦当留心史治，讲求物理人情，当读有用书，多交有益友。
其沉湎于酒，贪恋于色，剥削于财，任性于气，倚清高之艺为恶赖之行，重财轻友，认利不认人，动辄以画居奇，无厌需索，纵到三王吴恽之列，有此劣迹，则品节已伤，其画未能为世所重。 [明]莫是龙 昔人评大年画，谓得胸中千卷书更奇古。
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远游，每朝陵回，得写胸中丘壑。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无望于庸史矣。
[明]李日华 绘事必须多读书，读书多，见古今事变多，不狃狭劣见闻，自然胸次廓彻，山川灵奇，透入性地，时一洒落，何患不臻妙境？ [清]唐 岱 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纵横万里之势，立身画外，存心画中，泼墨挥毫，皆成天趣。读书之功，焉可少哉！《庄子》云：“知而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