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而言，其在中亚的地缘战略利益具体的表现为：在国际层面上,美国对于中亚主导权的把握有助于其打通连接北约与美日安保体系的战略通道，从而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安全体系；在地区层面上，“中亚是通向三个对美国而言具有重要战略利益地区的门户：它的东边是中国和亚洲，它的南部紧靠伊朗、阿富汗及伊斯兰世界，它的西面与北面则是俄罗斯和欧洲”。因此美国对中亚地缘政治主导权的控制，对于在地缘上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扩张以及遏制中国的崛起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
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正因为中亚地区蕴藏着如此丰富的油气资源，其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便昭然若现：美国通过对于中亚地区油气资源的控制，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油气的供应，同时可以弥补中东可能发生战事后所导致的油气资源供应的短缺，从而确保美国21世纪能源供应的稳定；另一方面可以制衡依赖进口石油的西欧和日本，并制约今后需要大量石油进口的中国。
冷战的终结在许多美国人眼中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于是他们便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将成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由此人类将走向“历史的终结”。这种观点的一个推论就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必须促使西方式的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广泛推广，事实上，无论是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战略还是克林顿政府的“参与与扩展”战略都体现了这种扩展民主价值观的愿望。克林顿甚至说“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大国都是民主国，同时还有许多国家加入这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共同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亚地区制度的变迁对于美国而言就具有了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利益：一方面中亚五国作为制度变迁的典型范例，其制度转型的成功本身就验证了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普适性；另一方面中亚地区又是具有巨大对外辐射力的区域，中亚地区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成功构建有助于俄罗斯成功完成制度的转型，有助于弱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亚，中东凌厉攻势。所以美国副国务卿塔尔伯特说：“我们将把注意力投诸于对周边地区有影响力的区域扩展民主......这种情况适合于我们对于中亚国家民主与市场化的支持”。
与冷战时代相比，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冷战时代困扰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苏联的威胁消失了，因此“美国更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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