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07
这是2014年写的，投给时光网的稿件。
电影的缘起，不是现代摄影技术，而是人的焦虑。人的焦虑，要靠电影来安慰。银幕，是人的精神栖息所。
西部片的焦虑是孤立无助，大自然的残酷、社会的无序在小镇集中反应，立起了独往独来的价值观，无助感变成卓尔不群的骄傲，孤独反而成魅力。荒漠之中扑面飞来的砂砾，击中的是我们最原始的杏仁核（大脑中主管恐惧情绪的部位）。
《教父》以“有人搞老大，是谁？”展开，手法看似是侦破片，但情节根本不在侦破，《教父1》教父病好后，直接说“是他”，《教父3》是教父回老家找朋友一问，就知道是谁了。《教父3》的情节高潮甚至是侦探片模式，即发现神圣的教会黑社会化了，说“他们才是黑社会”。圣洁与污浊同镜，颂扬与揶揄合声，这也就是几千年前现代文明的大剧本。
《夺宝奇兵》真正博得影迷尖叫的，不是紧张刺激的情节，欢乐的故事，迷倒众生的印第安纳琼斯，而是工业化后现代都市生活的机械平庸。《异形》《终结者》演绎的是未来时空的激烈战斗，人工智能异化，人与机器争夺世界，最可怕的不是高达怪兽，而是人类自身失去了方向感。
我们有我们的焦虑，所以就有了武侠片。
武侠电影确实是中国电影中最早的类型，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武侠电影将海派戏曲中的“连台戏”内化为连集分幕的系列影片，《儿女英雄》《 火烧红莲寺 》《 荒江女侠 》《 红侠 》《 关东大侠 》，这些电影，无论好坏都在那个年代井喷式地出现，都获得了很大轰动。
但很遗憾，除了《火烧红莲寺》等少数经典外，绝大多数电影产品都太过粗制滥造，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具体述说的内容。或许是电影初兴的年代，观众的要求太过低位，有片就上，看见墙上有黑白闪动的人就会兴奋，无须对电影故事有什么要求，更遑论对世道人心价值观的反映；也有可能是同时代武侠小说的混沌不成熟，那种由自《山海经》传统的奇幻仙剑派武侠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融合了传统文化与西方小说笔法的新派武侠远不成气候）。那些飞剑御气的神术，移形换影的怪象，炫技成分远大于故事叙述。
武侠文学的混沌投射到银幕上也就自然是模糊的，光芒不是感召人而仅仅成了刺眼。人们很快就厌倦了那些无聊的飞天遁地；随着蔡楚生、郑秋里、费穆等电影新人的出现，人们更喜爱更显时代风气更具人性关怀的现实主义作品。理由很简单，《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乌鸦与麻雀》，说的是那代人的焦虑。
读懂观众的焦虑，是电影成功的密匙。 但同一时代人的焦虑，或许是大众的疾苦，或许是小众的隐忧，甚至是人为的制造（人为制造的背后，其实还是人潜在焦虑的唤醒）。但武侠，真的只是中国人的成人童话？亚洲电影市场的爆米花吗？与我们现实的焦虑毫无干系的打打杀杀吗？聪明的武侠电影人，自然会有焦虑把脉术和催眠法；我们试着重新翻看武侠电影诞生以来尤其是香港新浪潮武侠片的历程，在其中梳理出中国武侠的焦虑机制。
中国文人最早的也最久远的恐惧是礼崩乐坏，礼崩乐坏的焦虑中，产生了儒家文化。
首先感受到并喊出这种恐惧的是孔子，因晚生了几年，也是身份低微之故，并没有真正经历过周朝庙堂级别的礼乐，他所知道的，也是一路询问来的。人心中最美好的，就是晚一步没有赶上却又见到些许残存的东西，鲁奇诺·维斯康蒂鲁和朱塞佩·托纳多雷在资本主义时代缅怀贵族时代晚期，《豹》和《海上钢琴师》，也正是孔子对黄金时代的渴慕心理。在东方，银幕上率先的是唱响起末世挽歌的，是享誉当如孔子的中华第一美学大导——胡金铨。
在胡金铨电影中，美学不是点滴的流露，而是饱满的渲染。 胡金铨最大的野心就是，通过电影再现一个独属中华文明的古典美的世界。《大醉侠》（1966）（客栈三部曲之首）的历史突破，在于布景和动作剪辑，画面景致充溢浓郁的古朴气息，呈现出一种幽远宁静的美感。而巧妙精熟的动作剪辑，一扫仙剑派的粗犷呆板，并让人体技巧挑战空间限制的场景设置思路一直贯穿了以后的功夫和武侠两种类型片。
《大醉侠》与随后的《龙门客栈》《侠女》六十年代末出现的都成为新派武侠的开山之作，但这些作品中，古典美还只是个符号，并没有融入故事剧情，而真正胡金铨武侠美学典范的是《女侠》（1971），这部电影至今还是世界影坛的华语武侠扛鼎之作。除了拍出迷离幽远的古意，并用小镇市集、废堡街道、荒山峻岭等呈现出丰富的空间感，戏剧层次和角色性格也深入三尺，置于环境之中凸现得异端复杂神秘。 徐枫 饰演侠女，其沉默冷艳的形象成为武侠片一大经典。胡金铨处理武打方面，《侠女》的武打较之前作更臻妙境，实战方面的竹林飞舞堪称经典，高僧飘然山下，法相庄严，优美曼妙，令人如沐春风，确有天机乍现之感，可谓电影史上的神来之笔。
往后《 空山灵雨 》（1979）和《 山中传奇 》（1979）遨游山川古刹，体悟佛理的情景更为玄妙。《天下第一》（1983）已不属于武侠片，而是集宫廷与乡野为一炉的风情片，期间清晨的霜露、傍晚的烟岚，医馆的药膳，画阁的云烟，宫娥的簪髻，宫廷中尚不成熟但颇具古风的戏剧，每一个镜头都做的一丝不苟，也自然看的是纤尘不染。
越到后来，胡金铨电影在美学上越层次，但在商业上却越难有成功。 《天下第一》画面一如过去作品那样典雅唯美，但却是赔本的买卖；实际上，七十年代中期，张彻、张鑫炎等新浪潮武侠以其优秀而接地气的作品，开始分割市场；肇始于李小龙，成熟于袁和平、成龙等人的功夫片已经独立出来，胡版《笑傲江湖》（1991）勉强成功，但属于胡的成分已然不多。胡金铨的古典美学，已经不是新时代人们的痒处，而更多是自身的迷恋。今天看来，胡金铨在香港电影里实在是一个绝对的异数，典范的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在香港是很稀薄的，胡导生于大陆长于大陆，有那种虔诚仰慕是很自然的，但绝大多数香港的武侠读者或观众，读武侠其实是一种茶余饭后对传奇故事的消遣，没几个人真把他当成母国文化的标本去看。
胡金铨武侠在香港沉寂了，但多年以后，另一位享誉盛名的华语大导演李安，接受了胡的衣钵，《卧虎藏龙》（2000）横空出世，扑面而来的是久违的，久违的典雅清幽，甚至动作上，一如《女侠》的凌厉和飘渺，只是场景的设置编排不同。但《卧虎藏龙》的成功更在于，影片直逼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深刻的一点：即对个体的人的压抑和约束，同时展示了这种东方社会规范的强力作用和存在必要、以及他与人性的矛盾碰撞和最终的悲剧调和。李安对传统文化抱先解构再建构的演绎，这手法更像庄子，这是胡金铨电影中所不能有的，胡那种孔子式的美学留恋还是显得太单薄了。武侠片需要去探察人们更多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