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和郭察理合编了《物理学原理及其应用》。此书的特点是把物理学基本原理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此书的英文本和中译本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26年和1928年出版。1924年和1926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他们二人合编的配套实验教材第一版和第二版。
除了一般课程之外，物理系还开设高年级学生必修的课程“当代物理学文献研讨会”，由教师和研究生报告阅读文献的心得，以活跃学术气氛。
燕京大学物理系成立于1926年，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时，而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但燕京大学物理系在三校中却是最先招收研究生的，从谢玉铭担任系主任的1929年开始，到1937年共招收研究生2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如孟昭英、张文裕、褚圣麟等。在谢玉铭指导下开展的研究课题有“过焙滑石的电绝缘”等实际问题。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他离开北平。同年秋，到湖南大学物理系任教；1938年任教于南迁的唐山交通大学。1939年应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之聘任物理系教授。他在厦门大学共任教7年。抗日战争时期，厦门大学由厦门内迁至山城长汀县，办学条件极为艰辛，但他协助萨本栋校长，把厦门大学办成为国内的一流大学。
位于闽西山区的厦门大学师资缺乏，但萨本栋校长为提高教学质量，强调并要求教授上基础课。谢玉铭到校后第一学期就开设5门课程，每周担任25课时。萨本栋和谢玉铭、傅鹰、陈子英等教授分别讲授理工科基础课，如微积分、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为学生以后的学习打好基础。
谢玉铭来校后不久即担任理学院院长和数理系主任之职。大约从1942年初开始改任教务长，直到1946年离开厦门大学时为止。
由于厦门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努力，西迁长汀甚为成功，仪器图书损失很少，以后又有相当的补充，加上学习气氛良好、考试严格，学生学习成绩优良，学生中学术气氛浓厚。 谢玉铭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学、科研、领导工作之外，还主编《中南日报》上的学术副刊《科学》，每周刊出，以通俗的文字深入浅出地介绍科学原理。谢玉铭还是校音乐委员会主席，他不仅给予学生歌咏团以指导和鼓舞，还帮助他们修理钢琴。他还曾为学校的大型歌唱活动进行钢琴伴奏。由此可见，他对学生的课外活动也花费了不少精力。
1940年，厦门大学为纪念陈嘉庚创办该大学的功绩，设嘉庚讲座教授数名，首批4位教授中就有谢玉铭。
抗战胜利后，厦门大学准备回迁，但因校舍破坏严重，日军俘虏又迟迟未从厦门大学撤出，故回迁工作十分迟缓。当时的校长汪德耀、教务长谢玉铭一行于1946年7月11日才从长汀返回厦门。不久，谢玉铭应马尼拉东方大学之聘，离开了厦门大学。 强调培养理工科学生动手能力
谢玉铭出身于贫苦家庭，自幼养成爱动手的好习惯。他先后两次在国外得到名师益友的指导和与之切磋，受到严格的训练，深切体会实验工作在理工学科中的重要性。回国后，他不论在哪所大学任教，一直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在燕京大学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厦门大学，他讲授普通物理学时，几乎每堂课都有生动且富有启发性的演示实验。这些实验是他不惜用很多时间和精力准备的。演示所用的仪器设备，许多是他亲自设计、制作出来的。这些实验很受学生欢迎。抗战期间在湖南大学时，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演示力学中两只猴子爬绳的问题，吸引了几乎全校的学生都来观看。他对学生的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尤其对于数据处理、结果讨论都有严格的要求。他规定助教指导实验前，必须自己动手做完实验全过程；对学生的实验报告要认真审阅，不合格者应退回重做。谢玉铭非常重视训练学生动手设计、制造实验仪器。他在燕京大学时，为物理系建立了一个金工和木工室，聘请能工巧匠，指导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使用机床等加工设备，为论文中所需实验作准备。物理系许多仪器设备就是在他指导下制造出来的。1935年左右，燕京大学物理系自制一台较大型的光谱仪，当时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给予很高的评价。“九一八”事变后，谢玉铭在物理系倡导普及无线电发报技术并组织通讯组，向全校师生公布战况。抗日战争时期，在山城长汀的厦门大学，经费来源极为困难，但教学中进行物理实验，仍然做到一人或最多二人一组，所用的一部分仪器也是在他带领下自行设计并制造的。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办学精神，确实令人感佩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