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1-17
第六章 明清语文教育 概说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由繁荣到衰落的转折期，从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权至，凡543年。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传统蒙学教育集大成的时期。 明初统治者已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方针。建国之初就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从京师到郡县直至农村地区，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学校教育网络。清朝的官学制度基本上是沿袭明制，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类。中央主要是国子监，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书院。此外的义学、社学、私塾等伴随着民间的搜书、藏书和编书的风行也愈来愈昌盛。在教育和文化繁荣的大背景下，传统语文教育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明清的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钳制士人外，还用科举来诱导知识分子使其就范，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科举考试。统治者通过科举网络人才以供其驱使，知识分子也期望得到统治者的选拔和任用，因而科举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时期对前代科考制度又有所增损，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风和教育制度等产生了极大影响。久而久之，学校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其教学目标与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学校教育围绕着科举考试进行，导致教学内容越来越空疏、教学方法愈来愈程式化。同时科举制度也越来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这种“假、大、空”的文风对明清的教育和学风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到了清初，统治者已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对科考内容和方式予以改良，并崇尚实学。 第二节 阅读教学 阅读教学十分复杂，也非常重要，这一时期不管在阅读教材的编写，还是在教学方法的探索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时期人们对阅读教学的认识逐步深刻，正如李国钧在《明清蒙学教育述评》中说：“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两个困难要解决，即内容和语言的问题。在语言方面，是书面语言跟口头语言的分家；在内容方面，由于中国历史悠久，要读古书，须记忆相当的名物制度和典故。同时古人的思想和经验与儿童的生活也相隔甚远，这更加对文章的内容不易理解。还由于阅读教学这一环，有承上启下的任务，既得巩固和扩充识字，又须从识字教学向阅读写作教学过渡。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不但要求教学的方式方法得多样化，而且教材的选择也甚为重要。”[4] 一、阅读教材 当时的蒙学读本除了传统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经》、《礼记》、《尚书》、《易经》、《春秋》）、乃至“经、史、子、集”外。明清学者特别是蒙学家们编出了一些适应蒙童们阅读的浅易教材。 （一）《古文观止》，清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选编，共12卷。本书选取了自先秦到明末二千多年间的共二百二十二篇文章，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散文选集。这些文学性和思想性俱佳的文章多是历代著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能显示出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大致脉络。从文体上讲，选文以散文为主，兼收骈文和韵文，但不选商业和科技方面的。体现了重农轻商，重思辨轻实践的思想。其编排以时间为经，以作家为纬，打破了过去文选读本的框框，是我国文选型语文教材编撰史上的一大突破。选集中的作品，重《史记》轻《汉书》，唐代以韩、柳为大家，宋代以欧、苏为重点。浅显且易读易记的文章，再配上为世人所称道的精当评点，本书很快就流传开来，并对后世的语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古文辞类纂》，清桐城派学者姚鼐历时40年编定，为桐城派重要读本。自两汉到明末，几乎各类选文都有选录。全书共75卷，按文体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辞赋等十三类。每类都有一个序目，其对各种文体之源流叙述甚明，对教学很有帮助。至此文章选编型的语文教材已基本成熟，对后世产生了莫大影响。后人就根据此类编写体例，清人黎庶昌选编了《续古文辞类纂》，曾国藩选编了《经史百家杂钞》。《经史百家杂钞》共26卷，较多地选编了有益于实用的经史百家作品，这是其与《古文辞类纂》的最大区别。 二、阅读教学方法 这时期的阅读教学吸收前代的成功教学经验，充分兼顾蒙童的心理特点和日常经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成功的阅读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五节 语文教育思想 当时的学者们对以前的思想、学术、文化、教育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此过程中，对以语文教育为主体的传统教育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理（有些是自觉的，也有些是不自觉的），这些思想有的是专门的著述，有的散见于有关学术著作中。 一、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中叶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以“心学”为基础，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出发，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即要发见学童本身所具有的“良知”的教育思想。同时儿童的“良知”保存得最多，儿童是最容易教化的，故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以其鲜明的“反传统”姿态，对此后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简称《训蒙》）和《教约》这些教育著作中。主张在教学中蒙师要根据学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对学童施以“歌诗”、“习礼”和“读书”的教学，具体规定了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一）《训蒙》规定了教学的具体步骤，首先对儿童要“诱之诗歌”，使其“精神宣畅、心气和平”；其次要“导之以礼”，使其“心地纯正、仪表堂堂”；最后要“讽之读书”，使其“存其心、宣其志”。儿童通过诗歌的诵读，不仅能激发其意志，还能使其情感得到合理的宣泄，这有助于消解内心的烦恼和郁闷，对于学童的道德情感和美感的培养有关键作用。即如书中所讲：“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10]接着进行礼仪教育，可以使学童养成威严的仪容，也有利于锻炼其身体。习礼应与歌诗教学结合起来进行，把单调枯燥的习礼教学寓于情感宣泄的乐教之中。最终还是要诵经习典，主要是儒家经典。通过经书的阅读，有利于增长儿童的知识，开发其智力，还有利于培养儿童的道德观念。即如书中表述的：“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11]他还倡导了新的教学方法，批判了旧教法不顾学生身心特点的弊端，强调教育儿童一定要适应学生的性情。他认为儿童“乐嬉游而惮拘检”，故教学时必须顺应儿童的身心特点，这才能使儿童不断长进，获得全面的发展。 （二）《教约》是对教学的一些原则要求，规定了教学的具体步骤和学习课业。如对歌诗的要求：“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即读诗时，要“整容”、“定气”、“朗声”、“节调”，不要放荡、急噪和恐惧。这样练习久了，就能在学习中精神宣畅、心平气和。授书的原则：“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而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演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从而提出了授书的原则：贵精熟。书要读得精，要读得熟，这是最重要的教学原则。还提出了讲课的方法：一曰量其资禀，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一曰专心一志，把书放到心内，勿使心到书外；读书时要字字响亮，句句分明；且要反复推敲，虚心体会。用这样的方法读书，最终定会心领神会，心胸开阔。本书的最后，概括了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步骤。即：“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教，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他把教学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复习检查，二是巩固与准备，三是上新课、即诵书和讲书。由此可见，这种课时安排的方法，注意了儿童身心的特点，不断变换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二、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明末参加东林党反对宦官专权，明亡组织军队抵抗清军入侵，晚年隐居著书，先后在几所学院讲学授徒。《明夷待访录》是其代表作，其中的《学校》、《取士上》、《取士下》三篇，集中体现了其鲜明的民主教育思想。《学校》着重论述了学校的重大作用，强调学校必须将讲学和议政相结合，即“公其非是于学校”。这样学校既是培养人才、传递文化的机构，还是议论政治利弊的场所。《取士上》、《取士下》专门论述了考评人才的标准。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危害，如“科举盛而学术衰”、败坏学风等，并提出了非常有名的“取士八法”。此外还有《留别海昌同学序》、《广师说》、《续师说》等，也论及了很多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具体到语文教育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如下观点：一曰因人而进：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施教。教师平时要考察学生的志向，关注他的行为以熟悉、了解学生，从而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针对学生的特点，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二曰施之有序：教学应贯彻循序渐进的原则，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稳步前进、逐步提高，这是由学童能力发展的客观实际决定的。他同时主张学习语文需要经常温习，指出“学而不习，习而不常”，是学习者常犯的毛病，善学者应克服之。三曰学思相资以为功：“学”要虚心学习前人的经验，以丰富自己的学识；“思”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他认为学与思，二者应紧密结合，学与思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个人的学识越丰富，思考就越全面。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产生了问题，这就会促使学生更发愤的学习，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四曰启发主动性：学童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启发学习者的自觉性。教师教得好，学生不一定学得好，学习的关键在于学生的“自得”、“自觉”。“善教育者必有善学者，而后其教之益大。教者但能示之以所进之善，而进之之功，在人之自悟。”[13] 同时，他还指出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求教师既要热爱教育工作，还要具有广博的知识，才能为人师表。具体地讲有以下几点：第一、教师对待教学工作，应该孜孜不倦、坚持不懈。教师要乐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精心培育人才。第二、教师的职责是对学生传授知识，讲明道理。这就要求教师自己要有渊博的学识，深刻地领会所教的知识。教师在教学的同时，更要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和文化水准。第三、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以自己的高尚行动来教育和影响学生。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故教师在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要求自己，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五、颜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号习斋，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既反陆王心学，也反程朱理学，《存学篇》是其教育方面的代表作。他发展了荀子、王充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强调教育应顺应人的本能要求，促进人的个性发展。《存学篇》说：“数子十过，不如奖子一长。”他以性善论和实践观为出发点，批评宋学的空疏，汉学的繁琐，玄学的空谈，释老的虚无。他主张一切学问离开实用即无价值，要教授经世致用之学。教法上反对记诵的教育，强调实习和习行的重要。“为学为教，用力于诵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14]这里的“习”是实习和练习，“行”是实行、实践，习行是在实习中求知能，在实行中求应用。这些主张在当时趋向于极端，不能为一般士人所接受。 具体到语文教学，主要主张是，教学生以“礼、乐、射、御、书、数及兵、衣、钱、谷、水、火、工、虞”等经世之学，同时要重视有关语文的“习书”、“讲书”、“作文”等技能、技巧的训练。如对习书的规定：“每日饭后，字半纸，改正俗，教演笔法，有讹落忘记者责。”重视讲书：“每日早晨试书毕，讲四书或经，及酉时，讲所读古今文字，俱须潜心玩味。不解者不妨反复问难，回讲不通者责。”强调读书贵在精熟，并提出了具体的读书方法和要求。强调写作训练：“每逢二、七日，题不拘经书史传古今名物，文不拘诗辞记序诰示训传，……俱须用心思维，题理通畅，不解题不完篇者具责。”题目的选择不拘于四书五经中，扩大了选题的范围；写的文体不拘泥于八股文，可以培养学生经世致用的能力，也有利于激发学生写作的兴趣。 六、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号伯涵，谥号文正，湖南湘乡人。学术上主张义理、考据、词章并重，著述后人辑为《曾文正公文集》。教育上主要贡献在家庭教育方面，其中诸多观点对语文教育实践影响很大。既有关于看、读、写、作的，还有关于写字、书法的，更有关于待人处世的、修身养性和兴国治家的。所谓“看”，即今天的“略读”，“浏览”；所谓“读”，即今天我们说的“精读”，“讲读”，“钞读”；所谓“写”，是指写字、书法；所谓“作”，是指作文、写文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读书方法的指导，主要观点有四：一曰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即这四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二曰涵咏体察。读书要联系亲身经历，深入体验，以求真正地理解和体悟。三曰读书须选择。经过选择决定要读的书，就要精思熟读。四曰做读书笔记。要在理解所读的书的基础上，认真作读书笔记。 （二）对于写作方法的指导，主要观点有五：一曰读写结合，互相促进。读和写的关系很密切，读是吸收，写是倾吐。学生只有积累多了，才会写出好文章，这道出了读与写关系的真谛。二曰多作常作，敢做“逼作”。作文要经常写，同时自己要敢于“逼”自己作文。三曰作文应以模仿始，但不能刻意模仿，力求在模仿中有创新。四曰注重积累词汇。平时在学习中，要吸收词汇，并牢记在心，作文时才能才思敏捷，得心应手。五曰注重作文的思路和气势。作文应将气势展开，才能写出好文章，同时注重训练写作时作者的思路。 （三）关于写字、书法的内容在《家书》中也很多，有关于临帖的、描摹的；有关于间架、门径的；有关于笔力、气势的；有关于神理、法变的；有关于态度、毅力的。《家书》中讲的这些都是曾国藩的切身体会，有的对初学书法的人很有帮助。所说：“尔前用油纸摹字，若常常位置，间架必大进。欧、虞、颜、柳四大家，如诗家之李、杜、韩、苏，天地之日月星河也。尔有志学书，须窥寻四人门径。”[15] 七、崔学古，清代著名的蒙学教育家。主要教育思想体现在其代表性教育著作《学海津梁》，《幼训》，《少学》中，这些也是他长期从事蒙馆教育的经验总结。他提出教育理论观点很多，如对于教学环节的处理，课内外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的论述，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一）《学海津梁》，这本书最主要的贡献是在其作文教学的指导上。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点：一曰以读促写，以读悟写。他认为精读了某一类文，真正理解了这类文章的特点，学者在写作中必然会具有某一种风格，故主张把读与写结合起来。在研读的过程中，找出文章之精髓，发现写作的规律，迁移到自己的写作中。二曰明确作文的要求和构思的方法。作文的具体要求是：“造意要起卓、立格要正大、题旨要明透、笔气要清顺。”[16]同时注重文章的整体构思，要确定好文章的主旨，定好文章的基调，把握好文章的重点。三曰在炼字、修辞上下功夫。他认为炼字、修辞是写文章的基本要求，应有意识地进行严格的训练。他说：“一字粗，即一句不雅；一字腐，则一句不新。作文知炼字，使观之如明霞散锦矣。”四曰改文要顺乎学生的资质，助其发展。改文应符合学生的写作心理，按学生学习作文的程度、素质和水平批改学生的作文。改文不仅要修改文词，更重要的要修改文意。好的文章应是文词典雅、文意高尚的统一体。 （二）《幼训》，共有28卷，是崔学古长期教学的经验总结，对读书、识字、教书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对读书的要求是：“毋增、毋减、毋复、毋高、毋低、毋疾、毋迟。”读书应根据实际的情境，选定适当的方法。识字教学可采用纸上识字、书上识字两种方法。通俗地讲纸上识字，就是今天的卡片识字；书上识字，就是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的随文识字法。首先要纸上识字，即集中识字；然后就要随课文分散识字了。对教书的要求是：“书忌口传，或不论生徒敏钝，教至数十遍，甚则师口一停，徒亦默然者；不知儿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虽滔滔背读，倘摘指一字，则茫无以应也。”[17]旗帜鲜明的反对老师单纯的讲授，主张应让儿童反复诵读琢磨地学习。同时主张读书方式的多样化，要求教师在讲读的过程中，要领读、范读、背读、默读、朗读、追读等多种读书方法并用。本书另一可贵的地方是提出了诗歌教学的原则和方法。对容易理解的诗句，浅显地解释一下就过去了；对于难懂的诗句，要用打比喻的方法，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重点进行教学。同时诵读贯穿始终，先分步读，再朗声读，最后才是解释诗文。 （三）《少学》是一本主要论述八股文做法的作文指导书，分为督责初功、开示路数、八法、五要、四十字决、行文变化六部分。鲜明地提出了读书、作文的方法。一是关于读书的：“凡读文，亦可略仿读书法，探读数遍，篇只求明，不先求熟；明则自然易熟；明后复讲完篇。或正在读书时，提一句，责令自讲，讲后再读，熟后再温。得趣全是涵泳。”[18]在此涉及到了“探读”、“熟读”、“温读”的读书法。所谓“探读”，就是了解文章大意的读，以求掌握文章的全貌；所谓“熟读”，是在把握文章大意的基础上，反复的读，读出感情、读出味道；所谓“温读”就是今天的评价性阅读，是阅读的高级阶段，在熟读的基础上反复的读，最终获得审美的感受，陶冶人的情操。二是关于作文教学提出了著名的六忌说：“盖小题所最忌者：一曰枯寂，枯亩寒鸦，不如千红万绿也。一曰深晦，兰生谷底，不如芝产彤庭也；一曰质实，闾阎朴地，不如海市蜃楼也；一曰涩滞，寒蛩唧唧，不如流莺百啭也；一曰径遂，通衢大路，不如横峰侧岭也；一曰方幅，长枪大剑，不如短兵相接也。”[19]即学生在作文中要克服枯燥、模糊、平实、不通、直接、宽泛的毛病，做到有虚有实、文脉通顺、章法得当、过渡自然、写出新意，长久这样坚持下来，就能写出好文章。 八、唐彪，字翼修 ，浙江兰溪人，大约生活在明末崇祯至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曾任会稽、长兴、仁和等地训导，明末清初的蒙学教育理论专家和语文教学法专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研究蒙学教育和语文教育的学者。代表作《家塾教学法》是专门研究家塾语文教育和探讨读写教学规律的，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蒙学语文教育理论的专著。包括《读书作文谱》和《父师善诱法》两部分。 （一）《读书作文谱》是探讨私塾中读写教学规律的理论著作，也总结了他写八股文的经验，共分十二卷。分别介绍了识字与习字、阅读、写作等方面的教学要求和方法。第一卷谈读书作文的“根本工夫”,即教学目标，包括“学基”、“文源”、“读书总要”三节。“学基”论学习的根本出发点，“文源”论学者的修养问题，“读书总要”论读书的方法和技巧。书共分五类，各有其特定的读法和注意事项。第二卷介绍常用的阅读方法，如书文标记法、圈点法、评注法，看书会通法，看书分层次法等。第三卷谈求学之道，介绍了学习时应注意的一些原则问题。如提倡“优游渐积法”，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日积月累的学，渐至止境；“学有专攻深造之法”，即要学有专攻，才能有所建树。第四卷谈写字、书法，包括一整套执笔、运腕、运指之法，以及基本的用笔技巧，很值得我们借鉴。第五卷主要讲读文章与做文章的方法，主要探讨的是八股文的读法和作法。如对读文提出的要求：文章要分类读，读文不能专读一体等。第六卷谈分文体写作，主要是作八股文的技巧。同时还讲了修辞方面的知识，很有可取之处。第七卷谈古文、时艺两种文章的作法技巧，比较细致地讲作八股文的技巧。第八、第九两卷专谈八股文的各种命题形式和写作程式，并提出了相应的写作策略。第十卷论古文评论，先分评传世的名家名作，后在历史的流变中进行总评。第十一卷讲了科举考试的常用体裁和四十五种制艺的实用文体写作的方法和技巧，反映了唐彪经世致用的先进思想。第十二卷介绍各类诗体的来历和特点，主要是引用前人的观点，但也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和归纳。总而言之，本书把蒙学教育中的许多问题系统化和理论化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讲蒙学教育的理论专著，其巨大的学术价值和独特的历史意义是永不能磨灭的。 1、先进的识字和写字教学观。识字教学是古代蒙学教育的基础，读书作文都要以识字为根底。书中首先介绍了识字的方法。其一是集中识字法。在《父师善诱法》中指出：“初入学半年，不令读书，专令识字，尤为妙法。”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先认一千上下的字。其二是比较辨形法。汉字有很多形近字，儿童在认字之初区别它们有困难，故要比较其异同，才能提高识字的准确性。即“教蒙童泛然令认字，不能认也。凡相似而难辨者，宜拆开分别教之”。其三是复认法。学童认字快，但忘得也快，识字时要常常复习。即“将认过之字，难记者，以厚纸钻小隙露其字，令认之；或写于他处令认之” 。写字技巧训练包括执笔方法训练、笔顺训练、临摹训练等。书法能力的培养包括执笔法、运腕运指法、基本笔画的用笔法等。特别指出蒙童要用心练习写字和书法，以求得最佳效果。 2、优化的阅读教学观。首先提出了阅读教学的目标，把“扩充才思”即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作为阅读教学的出发点，同时把“流畅笔机”即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作为阅读教学的直接目标。接着规定了阅读教学的内容和选材原则，主要有三条：其一是“精读”和“博览”的关系，这是从阅读的广度上说的。多读以开眼界、以广见闻；同时要精读几本书，而且好文章要经常读。略读时要分门别类的读，不可只读一体一家之书。其二是“精思”与“泛观”的关系，这是从阅读的深度上说的。书要精读，这样才能以一当十，读一篇有一篇的收获。其三是阅读的内容要因人而异，这是从个别教学方面说的。老师要根据学童的禀赋和气质，因材施教，选择恰当的教材让学生学习。蒙童所读的教材要顾及儿童的心理特点，所读文章要适应其兴趣。其三是塾师可以修改阅读的内容。古人的文章是为表达其情致和思想而写作的，有些并不一定适合儿童学习，因此老师要修改古人的教材，使其适合儿童的阅读。这在教材编撰史上开了可以对选文改编的先河，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在此之前，只是一味的选编古人的好文章，而唐彪主张对入选的文章根据学童的程度和特点进行改编，这是很有意义的。最后提出了阅读教学的方法。即精读的书一定要熟读精思，化成自己的东西，让学生切实掌握好。在教学中要注意讲授与提问的关系，他认为学习者只有肯于并善于发问，学习才有长进。同时主张师生间相互驳问，老师可以问学生问题，学生也可反问老师问题，通过师生的质疑问难以求得学力的增进。 3、朴实的写作教学观。唐彪主张写作教学应与阅读教学结合起来进行。即“劳于读书，逸于作文”。作文教学强调模仿，即从范文的学习中体悟作文的技法规律。《读书作文谱》中说：“所作之文之工拙，必本于所读之文之工拙，用不离乎体也。”下面提出了写作教学的原则：其一是读写结合。阅读与写作虽各有特点，各有其独特的功效。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在教学中要读与写结合，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为可贵的是，他认识到作文训练是个过程，故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训练。每种文体有每种的特点，各有其特殊的训练程序和训练方法，因此要分文体进行练习。其二是多读多写。作好文章的关键是要有积累，包括生活的积累、学识的积累等。“学识浅狭，胸中不富，作文无所取材，文必不能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