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四十九年（1710）十一月发生了“李万枝事件”。事情经过为：朝鲜平安道渭源（今属慈江道）人李万枝等9人“乘夜越境入采参，暮中扑杀清人5人，掠其参货。”为防止以后类似事件发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派出清朝官员乌拉总管穆克登及随员赴长白山与朝鲜官员合勘中朝边界线。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政府与朝鲜国界定的国境界碑。定界碑位于海拔2200米的位置上，碑文上记录着“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但定界碑处于人迹罕至的地带，逐渐被人们所忘记。中朝两国于1883年重新调查了界碑，不料双方对于“土门”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主张。
四月二十七日（5月31日），穆克登一行到达厚州，与朝鲜接待官员见面。五月初四日（6月7日），中朝官员到达惠山，五月十一日（6月14日），一行人登上长白山顶。穆克登记水源情况为：“坼其北数尺，水溢出为瀑，即黑龙江（今松花江）源也，……下约三四里而得鸭绿江源，有泉泡泡从山穴中出，不数十百步，峡坼为大壑中注之，……又行东转逾一短冈，则有泉东流，可百余步而中途歧，而东者来合焉。”在找到北流的黑龙江源（今松花江源）和西流的鸭绿江源后，穆克登与朝鲜李朝译官金庆门协商后认为“土门源流间伏行地中，疆界不明，不可轻议竖碑。”于是又与勘界中朝官员前往寻找图们江北源，“审六十里，日暮，二人者还曰，‘水果东流矣’。”在确定该处确为图们江地面水源后，穆克登方与勘界中朝官员使人伐石立界碑刻字，碑文横书“大清”，竖书为“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鸭绿江），东为土门（图们江），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笔帖式苏尔昌、通官二哥、朝鲜军官李义复、赵台相、差使官许梁、朴道常、通官金应宪、金庆门”等字样。五月二十八日（7月1日），穆克登等下山至茂山，与朝鲜官员协商量在图们江上游边界设栅问题。六月二日（7月5日），朝鲜国接伴使朴权等复文同意设栅。设栅的具体情况为：“自立碑下二十五里，则或木栅，或累石。其下水出处五里，及干川二十余里，则山高谷深，川痕分明之故，不为设标。又于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皆为设栅。而其间五六里，则既无木石，土品且强，故只设土墩。”十一月初三日（11月30日），朝鲜国王向清朝皇帝致《谢定界表》，称：“特轸疆事之修明，严两地之禁，指水为限，表一山之南北，立石以镌，省陋邦顿之烦，……绝*民犯越之患，用作永图。”
历史上的中朝边界线，有过明确的勘察与划分，并保留着相关的法律文献资料，完全不存在领土纠纷问题。即中朝边界线是以两国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以鸭绿江、图们江及二江发源地界岭──处于中朝边界中段的长白山为基础的传统边界线划分的国界。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中朝官员合勘的中朝边界线具有法定意义。
中朝边界有关鸭绿江、图们江二江发源地──长白山界岭碑的碑址，在今长白山东麓靠近朝鲜一侧，而非是今白头山峰顶的天池所在。因为根据穆克登的勘界记录，最终确定的图们江水源距鸭绿江水源约六十里。其“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能证明此说的史实依据为：
1885年在中朝官员重勘图们江源头时，发现图们江源头有三水：西豆水、红丹水、红土山水。三水中“唯红丹水在白山东，正对鸭绿江源。与审视碑文东鸭绿西土门之意相合”。清廷代表因此主张红丹水为图们江正源，以定中朝国界。而朝鲜李朝代表李重夏称长白山南胭脂山麓之下，有中韩分界石一座，为清穆克登1712年勘界审视牌。双方会验后，清廷代表德玉等认为穆克登审视碑原立于小白山之分水岭、有碑文“东为土门，西为鸭绿”之语为证。而今出现于长白山胭脂峰，胭脂峰距鸭绿、图们二江源头甚远、名实不符。可以断定此碑为人私移至此。1887年双方代表再勘图们江源头时，又于源头处发现石乙水。因此，清庭于次年，造石碑“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十座，分别替换原立在图们江沿岸所设界牌（木牌），以垂久远。其依次所立位置为：小白山顶立华字碑，小白山东麓沟口立夏字碑，黄花松甸子头接沟处立金字碑，黄花松甸子尽处水沟口立汤字碑，石乙水源立固字碑，石乙、红土水会合处立河字碑，长坡浮桥南岸立山字碑，石乙水、红丹水会合处立带字碑，三江口之图们江西豆水合流处立砺字碑，图们江、朴河处立长字碑（自长白山东南小白山顶“华”字碑起，至朴水入图们江汇流处“长”字碑为止）。更有中国学者依据7种中朝历史文献考证出穆克登在1712年巡查中朝边界时树立的审视碑碑址在小白山分水岭，并进一步论述了该碑后来被移动的情况和移动的原因，其结论可谓无可辩驳。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依据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中朝两国官吏合勘的中朝边界线，长白山属中国，而非属于朝鲜，这具有法定文献资料的证明。中朝领土争端的开端，是始于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平壤签订《中朝边界条约》时，中国将长白山以峰顶的天池为界，让给朝鲜二分之一（朝鲜后将白头峰名更名为将军峰）。当时中国政府这一作法的目的，是出自中朝友邦情谊──“同志加兄弟”的考虑，而将边界较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中朝合勘界线的后退。但是，令中国方面始料不及的是，中国政府退让长白山天池一大半给朝鲜的善举，韩方面不但不领情，反而对中国提出了进一步的领上要求（其中部分因素是长白山天池的退让，改变了中朝原勘的相对平形、无可争议的旧边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