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运动即邻避效应，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即采取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以邻为壑”的典故演绎出另一个版本：由于当地群众不甘承受“以我为壑”的污染成本，衍生出对政府引进项目的集体抵制。
政府部门规划经济项目或公共设施，产生效益为全体社会所共享，但负外部效果却由附近居民来承担，于是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
这种“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在国际社会已是普遍现象；对“邻避效应”的认识和引导，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
扩展资料
“邻避运动”的起源
“邻避运动”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这个词由英国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事务大臣尼古拉斯•雷德利创造，后来逐渐流行开来。
“邻避运动”意指居民为了保护自身生活环境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干扰，而发起的社会反抗行为。从这个词的起源上看，“邻避运动”跟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只是“邻避运动”强调的是保护地方民众的小环境而不是人类或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上世纪，台湾“邻避运动”中的经典名言“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即反映出这种环境保护的地方主义色彩。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邻避运动”有相当正面的意义。相对说来，普通民众在大资本和政府面前处于弱势。一些企业巨头把影响当地环境的化工厂、发电厂修建在某个地方，但获利主要是企业而非当地民众，确实是“鸡屎拉在了当地民众的后院，而鸡蛋却下在了资本的口袋中”。
这种成本付出与利益收获的不对称，显然有悖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邻避运动”的兴起是民众对自身合法利益和公平正义的追求。
从经济层面看，“邻避运动”的兴起在经济诉求上也有其合理性。无论是公共还是工业设施，都有一个投入的成本和代价。
这种成本不仅包括各种要素的投入，还可能对当地的居民、环境产生影响。在当地的居民来看，他们为这个项目承担的代价，诸如噪声污染、空气质量、安全风险等，理应获得相应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说，“邻避运动”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出现“邻避运动”，但“邻避运动”的形式和结果却又有很大不同。
“邻避运动”能否成为一种理性而有益于社会进步的运动，跟社会的法治观念和公共意识有很大关系。相比较而言，在西方发达国家，“邻避运动”通常都能保持理性的形式。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急剧转型的国家，“邻避运动”很容易超出理性诉求的边界。
2006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市区第五大道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31街要修建一个变电站。这是一个人口极为稠密的地区，离帝国大厦只有200米左右，而在咫尺之内就有居民公寓和商家。修建变电站的消息传出后，周围的一些居民和商家担心变电站可能产生辐射，因此发起抗议。
当时笔者的公司也参加了这一抗议。但总体说来，这些抗议活动都严格遵循法律和公共秩序。结果，周边居民和商家的抗议并未撼动政府和企业的决定，抗议最终无疾而终。无论政府最后的决定是否合理，但这场“邻避运动”的克制，尤其是在抗议失败后的理性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正处于城市化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邻避运动”的大量出现不可避免，但“邻避运动”采取何种形式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理性并遵守法律的“邻避运动”，才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如果“邻避运动”失控为群体性事件或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将是社会的灾难而非福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邻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