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省水利厅水政处提供的一份湘江污染状况示意图上，蜿蜒的湘江被标成深浅不同的两种颜色。从中游的衡阳以下，湘江颜色由绿转红，渐至褐色，污染渐重。曾担任过11年省环保局局长的傅玉辉感慨地说：“湘江污染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了。”
据了解，湘江受污染河段的主要超标项目为总大肠菌群、非离子氮、石油类、溶解氧、总砷、总汞等，其中以矿物污染和化学污染最为严重。湖南省政府参事、老水利专家聂芳容说，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即使在枯水期湘江也从未出现过四类以下的水质，而现在丰水期的七八月份四类以下的水质也常有出现。湖南省水质监测中心对湘江43个河段进行一次监测中，只有11个河段水质在三类标准以内，达标率仅为25.6%。32个河段水质为4类，属已污染水体，其中湘江干流有2个河段水质为五类，已根本无法饮用。
不久前，记者随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三湘环保世纪行”采访团从湘江上游永州市一直溯源至湘江发源地之一广西兴安县。这是整个湘江流域中保护得最好的一段，水质常年保持在国家二类水质标准以上。
然而，在茂密的森林和清清江水之下也隐藏着湘江保护的隐忧。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的想法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们认为，源头地区的绿色湘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不发达造成的，但恰恰由于经济落后，这些地区对“母亲河”的潜在索求没有释放出来。由于目前国家无力对源头地区进行合理的补偿，导致源头地区与中下游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也造成了源头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失衡。如果这种不平衡继续扩大，难保上游和源头地区不会再走中下游的老路。
另一种现实的担忧是源头区的小水电站开发热。据了解，仅湘江一级支流潇水源头的江华瑶族自治县，已建和在建、报建的小水电站多达180多个。从江华县城溯潇水而上至湘粤交界的码市镇，一路上随处可见在建的小水电站。这些电站最近的相距不到两公里。记者看到，建有电站的河段水位被人为地一再抬高。据当地干部介绍，由于小水电开发成本低、见效快，开发小水电在当地已成为一股热潮，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也纷纷入股办电。据随行水利专家介绍，小水电的开发固然有诸多益处，但如果开发过多过密，不仅会对两岸防洪、交通等造成不便，而且还会形成废渣污染。由于过度开发违背了河流的自然规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挽回的。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小水电开发热波及区域，许多地方提出了“以水发电、以电兴工”等口号，大力发展冶炼、轧钢等高能耗企业，而这些企业很有可能给湘江造成新的污染。
尽管近年来湖南省和湘江沿岸各城市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湘江水质恶化的趋势却没有明显改观。
湘江污染难以根治，首先源于沿岸城市的地方保护主义。上游肆意污染，下游叫苦不迭在湘江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如湘江长沙段的水质，在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仍只能“勉强符合饮用标准”。长沙水质恶化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上游的株洲、湘潭治污不力。今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就查处了这样一起恶性事件：特大型国有企业株洲化工集团公司一个下属企业竟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水处理设施，使污水处理站停止运行，将高浓度酸性废水直接排入湘江。
相对城市而言，环保意识的缺乏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处偏远的地区尤甚。自1931年发现锡矿后，潇水支流泡水河沿岸11万群众就饱受污染之苦。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这里非法小锡矿蜂拥而起，泡水河水因矿渣排放变成了一条“红河”，河水铅、砷含量分别超出国家标准180多倍和60多倍，上游近36公里河道水生生物绝迹，连下河戏水的鸭子都未能幸免。离污染源最近的老屋田自然村，100多人中竟有35人因污染而致残。由于缺乏环保意识，泡水河污染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深受其害，但当地一些群众仍将采锡作为“致富手段”。直到2000年，在政府强行关闭了上游锡矿后，泡水河水质才逐渐恢复正常。
市场机制的缺位也严重影响了湘江治理污染的进程。近几年来。每年排入湘江的污水多达30多亿吨，其中大部分为城市排污。为了根治污染，株洲、长沙、衡阳等地都投入巨资建起了污水处理厂，但目前这些污水处理厂都处于一种停停开开的状况，能保证长期运行的几乎没有一个。污水厂闲置的原因是经费不足。据了解，目前每处理一吨污水需要0.5元左右的成本，而污水处理厂所能收到的污水处理费却只有每吨0.2元。这种状况使得“谁污染、谁治理”变成了一句空话。傅玉辉等专家认为，有必要用市场手段提高用水单位和个人的污水处理费标准。如果不确立一种“人人有责”的治污机制，不明确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权利和责任，那么保护“母亲河”的责任意识就无法真正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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