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升，曾用名陈益升，祖籍安徽省怀宁县，1935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十五日）出生于安徽屯溪（今黄山市）。
少年时代，曾随母亲回怀宁照顾祖母，在三桥读三年私塾，辍学一年学做菜地水田农活和家务劳动，目睹和经历日军侵袭和日机轰炸。1946年到屯溪随父学做生意，感悟人生艰辛，于是弃商复学。
1948年春，入屯溪小学，插班三年级。1949年9月，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曾任少先队中队长和大队长。1951年7月，考入屯溪中学，三任班长，多次荣获“三好”优秀生称号和奖励。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曾任班团支部书记和校团总支委员。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当选屯溪市黎阳镇人民代表。中学喜爱物理和历史，初中学英语，高中学俄语。 1971年夏，陈益升从“五七”干校回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开始潜心翻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俄文专著《化学元素概念的演变》，同时学习德语。
1975年8月至1978年7月，陈益升在教育部《自然科学争鸣》杂志编辑部工作期间，积极参与曾为《资本论》特别是其中“机器与大工业”一章写作奠定基础的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手稿的续译和校译工作，他从20万字的译文中选出2万字的论述按专题进行编排。1977年8月，马克思这部分论述的中译文，经批准首次在我国公开发表，从而为学习革命导师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的论述提供一点新的材料，新华社专门为此作了报道。
1978年7月，陈益升由教育部调到中国科学院新组建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工作。1979年9月被提为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他受委托创办《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以介绍国外科学和科学思想发展为宗旨。在他的主持下，从1979年到1986年，《科学与哲学》共编辑出版48辑。当时，《科学与哲学》曾与《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一起，被誉为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界“三大思想天窗”，为中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了方便阅读和翻译供《科学与哲学》选用的日文文献资料，1980—1981年间，他入中国科学院业余科技大学日语速成班和初级班学习并结业。 陈益升是我国第一代科学学研究的资深学者，他为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早在1979年夏，他主编的《科学与哲学》就为全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编译出版一期“科学学”专辑，系统地介绍国外科学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1980年5月，北京科学学研究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同年10月，他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1982年6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前夕，他受委托起草的《关于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编译出版工作》文件，以及后来草拟的相关文件，成为研究会开展编译出版工作的基础和依据。1982年6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正式成立，他当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和编译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在南宁举行第三次全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学术讨论会，他代表研究会宣读钱三强理事长致大会的贺信。
陈益升作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连续三届理事、常务理事和编译出版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创办和主编学术期刊《科学学研究》和翻译期刊《科学学译丛》。两刊均于1983年正式出版，成为我国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管理领域重要的核心期刊和学术交流窗口。 作为《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第二编辑室主任，陈益升在从事编译工作的同时，还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1982-1984年间，他与周发勤先生合作，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及其获奖成果进行分析研究，相继发表《从诺贝尔科学奖看科学发现》、《科学发现的研究周期》等多篇论文，对当时和此后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1984年3月，陈益升应邀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他在会上就借鉴美国硅谷和我国经济特区经验开发中关村智力资源问题作了发言，并与赵文彦等先生联署提出“充分开发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发展高技术密集区”的建议。会议《简报》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相继登出这一建议，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要求有关专家研究和论证。这一建议，对促进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开发、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起了先导作用，并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
1984-1985年间，他和赵文彦等先生承担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的“科学管理问题研究”课题。陈益升主持其中有关科技发展战略子课题研究，并与学界同人合作编写出版我国第一部 《科技战略导论》一书，成为钱三强、于光远、陈守一三位教授作序推荐的《科技·经济·法律》丛书的首部著作。
从1985年2月起,他积极协助赵文彦先生创办中国智密区研究所，并担任研究所副所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1985年春，被聘为国家科委《中国科技论坛》杂志编委。1986年2月，被聘为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6月，被聘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9月，被评聘为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1986年12月被聘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教授。1987年被聘为《中国科技产业》杂志编委。1991年10月，被聘为兰州大学管理科学系客座研究员。
陈益升作为我国科学学的早期学者，20世纪80年代前期，他在科学学研究方面，相继发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学研究》（1981年与龚育之先生合作）、《科学技术观的光辉文献—--读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手稿》（1983年）、《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科学学研究》发刊词，1983年）、《科学学：历史与现状》（1985年）、《为我国科学学事业辛勤耕耘》（1985年）等论文，从不同角度阐述科学学问题，并且根据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一种独特的“科学”和“科学学”的定义：科学既是一种知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现象。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客观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指南；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关于科学活动组织、协调和管理的社会体制，它通过实践来利用客观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科学学作为“科学的科学”，则是关于“科学大厦”自身的学问，它以科学及其活动为对象，不仅把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来进行研究，从总体上揭示科学知识体系的结构、性质、发展规律以及科学与其它知识体系的交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成为人们认识科学和掌握科学的指南，而且更重要的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研究，从社会角度探索科学活动的结构、性质、发展规律以及科学活动与其它社会活动的交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成为人们规划科学和发展科学的指南。 1985年6月，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陈益升担任科学学研究室主任。在他的领导下，科学学研究室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
△ “高技术开发区研究”是国家科委委托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承担的重要项目。1985年3月至1988年5月，赵文彦、陈益升领导主持开展该项研究，对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科学工业园区以及我国智力资源、工业技术基础和政策环境较好的地区基本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并对世界科学工业园区形成发展、我国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技术开发区所应采取的战略思想、发展模式、选址方案、选项准则、投资环境、法律保障、管理体制和政策措施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该项研究成果于1988年10月通过国家科委和中科院联合组织的专家鉴定，相继获得1989年度中科院科技进步奖和199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1990年主要研究成果汇编成《新兴产业的摇篮》一书出版。
△ 20世纪80 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周发勤、陈益升等合作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三项关于“科学发现”研究课题，即：“国内外科学发现的社会研究”（1989-1990）、“当代中国自然科学家科学发现的调查研究”（1991-1992年）、“当代中国自然科学家科学发现的规律研究”（1993-1995年）。三项研究主要以世界各国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和中国现/当代自然科学家为对象，通过对获奖成果、科学成就、成长经历、学术生涯、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分析研究，揭示自然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经验、特点和规律。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学术界和国外同行的好评，并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专家评估为“优”等。
△ 结合上述三项基金资助课题调研，陈益升和周发勤先生作为主编和副主编，组织学界同人在分析研究我国科学家队伍状况的基础上，编纂一套 大型系列丛书，弘扬我国新一代优秀科学家的历史业绩。丛书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院士作序，于光远、卢嘉锡、吴阶平、汤佩松、李振潜、金善宝、钱三强、钱伟长、钱临照等教授担任顾问，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0-2000年间，丛书共编辑出版12册，相继获得广西首届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1991年）、中南五省(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91年）、首届中国青年读书节“青年喜爱的书”奖（1991年）、“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1992年）、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92年）等五个奖项。
△ “科学系统论研究”是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资助的项目。1989-1992年间，陈益升承担并完成其中的“科学系统的功能”和“科学系统的环境”两个子项研究。其成果编入《科学系统论》一书出版。
△ 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理工大学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共同开展以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政策、哲学、文化为主题的合作研究。陈益升作为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承担并完成该项研究的“中国古代自然观与科学技术”、“中国炼丹术与化学”两个子项，并分别在柏林（1990年）和北京（1992年）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以两个子项名称为题的论文。当时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教授H·W·舒特提交这两次国际会议的论文题目分别为“自然观念与欧洲技术”、“欧洲炼金术与化学”，这正好与陈益升的两篇论文遥相呼应，可谓异曲同工，受到与会专家的热议和好评。 1991年11月，陈益升晋升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从1992年10月起，陈益升开始享受国务院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以表彰他“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1992年11月至1993年12月，经国家教育部选派，陈益升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在莫斯科大学研修科学学与科学史，从而更加扩大和丰富了学术视野。
“高技术开发区研究”课题完成以后，陈益升在从事科学学与科学史问题研究的同时，相继主持和承担一系列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科学工业园区后续课题研究，其中包括：“高技术产业与智密区开发”（1988—1989）、“高技术R&T管理体制研究”（1988-1991年）、“科技产业发展机制研究”（1989-1991年）、“中关村科学城国际比较研究”（1994年）、“中关村科学城政策环境研究”（1994-1996年）、“中国高技术园区政策分析”（1995-1996年）、“中国高新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研究”（1995-1997年）、“科学工业园区历史变革研究”（1996-1998年）、“民营科技园区研究”（1998-1999年）、“经开区与高新区比较研究”（1999-2001年）、“科学工业园区协调发展研究”（2001-2002年），等等。这些课题研究成果，为国家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高新技术产，提供了决策咨询和科学依据。1999年初，陈益升作为国家科技部委派的专家组成员，参加了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综合评估和全国十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实地调研，为规范和完善国家高新区考评指标和动态管理提供决策咨询。
1994年12月，陈益升担任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理事、注册咨询师。1996担任北京赛普民营科技园顾问。1997年4月被聘为南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顾问。2000年9月，被选为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理事。
1997年1月，陈益升担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2000年12月，被聘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学术指导委员。2001年被聘为《科学学研究》编委会顾问。
2000年10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高技术辞典》出版，陈益升是这部《辞典》编委会编委及高技术综论（领域）编委会主任。
2005年中国科学学界一些资深学者开始研讨科学学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程，陈益升承担其中有关科学学期刊在中国发展历史的研撰工作。2009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被汇集成《科学学在中国》一书出版。
2005年1月，陈益升被聘担任中国科学院信息咨询中心顾问、发展研究部首席专家。同年7月，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陈益升相继入选“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美国国际传记中心”名人录，以及“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软科学研究会专家库”首批成员等。 在世界科学技术交流方面，陈益升多次应邀参加有关国际学术会议。
他在日本东京（1984年）、德国柏林（1990年）、俄罗斯莫斯科（1993年）、巴西里约热内卢（1996年）、澳大利亚珀斯（1998年）、英国爱丁堡（2000年）等会议上，宣读学术论文并被收入《会议文集》出版。至于伊朗德黑兰（1989年）、苏联列宁格勒（1990年）、加拿大魁北克（2000年）、葡萄牙里斯本（2003年）等学术会议，他虽未能参加但论文亦被收入《会议文集》出版。这些会议的主题，广泛涉及科学发现规律、科学系统结构、自然观与科学技术、炼丹术与化学、经济技术合作、科学工业园区、科技政策与管理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积极地推动了国际科学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1998年6月，陈益升办理退休手续，后又被返聘，直到2001年他指导的研究生毕业才离开研究所工作岗位。
此后他仍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并将他在科研、编辑、翻译等方面的成果和文稿，整理、编纂成书出版。截止2013年，他出版的主要著作已有：《民营科技园区在中国的崛起》（2003年）、《创新链的启动系统》（2007年）、《高科技产业创新的空间》（2008年）、《多元视野中的科学—-科学的哲学、历史、社会的研究》（2009年）、《国外交叉科学研究》（2010年）、《科学发现：经验与规律探索》（2011年）、《科学边缘上的耕耘—-编辑工作及其相关研究》（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