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琢磨文学的人，当一个经济学的合格读者尚且不易，为一本经济学论文集作序当然更是十分不合适。抱愧地说，我缺乏相应的知识准备来评价这本书里所有的观点和思路，还有背景和影响。
好在这些文章并不都是为专业读者而写的，好在经济学本身关乎大众的世俗生存，是一门社会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知识，一般来说常常透出日常生活的体温和脉跳。一个普通读者即使不熟悉某些术语，仍可大体感受到字里行间的亲切或者疏冷、坚实或者虚浮、准确或者紊乱，甚至可能鼻子一嗅，就判断出这些说道能否与自己的经验接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些理论越来越多文字的空转和语言的迷宫，是必要的高深玄奥还是无根的病相？有英国公式而没有中国农民佝偻的背影，有美国概念而没有中国工人汗渍的气味，有某种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大堆图表、引征、注释以及索引，却永远没有中国商厦集市里的惊讶、迷惑以及一声叹息。这种从书本到书本再到书本的中国经济操典，岂能不让人生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前辈诸多求知者所尊崇，在现代却继之不易。一个现代学者可能是这样生存的：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后，除了假日旅游观光，几乎大半辈子都封闭在语词和书卷里，然后有了高薪、轿车、网球、出国签证以及所谓高尚社区的寓所，也许还有三角恋或者脂肪肝一类烦心事。他们研究军事却可能从未经历战火，研究政治却可能从未斩获政绩，研究经济却可能从未在车间、农田、工地、货栈、股市、海关那里摸爬滚打，甚至从未独立地赚过一分钱。英国一位著名学者D.莫里斯说过：将军一旦可以远在后方，一旦不再直面鲜血和尸体，是否会使战争变得更加轻率和残酷？这一悬问其实点破了现代知识的严重危机：不仅仅是理论正在远离实践，而且理论者正在更多地受制于阶级地位局限。就后一点而言，前人也比今人要幸运一些，他们即便是“朱门酒肉臭”的骄子，至少一出门还可能目睹“路有冻死骨”的惨状，贫富交杂的日常图景还可能震击情感，还可能让他们萌发出追求人道与公正的冲动。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知识界不乏理想主义叛逆的背景。然而对于很多现代精英来说，一旦有了博士衔一类中、上流社会的入场券，贫困和创伤就可能永远退出了视野，波音飞机、奔驰汽车、宽带手机等等便捷手段，使全世界的“朱门”只与“朱门”跨越式相接，已经删除了各种艰难的过程和刺眼的景观。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已经固化出技术性封闭，已有预设的模式。舒适而洁净地滑入这一模式之后，如果还想了解一下社会，除了健身洗浴以后躺入真皮沙发看一看主流传媒，还能干些什么呢？而那些主流传媒非常清楚它们的购买者，就其商业化的大体情况而言，除了聚焦于中、上流社会生活和恐怖灾难一类奇闻，还有多少空间留给破产农民或失业工人？那些劳什子既不是广告对象又岂能成为新闻卖点？
知识是生活的产物。丰富多样的中国当代生活正在孕育着中国以及全人类的大知识和大学问。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而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一个资源、人口、地理、历史等国情条件迥异于欧美各国的国家，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卷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正在盛产着各种新的经验和新的想象，使无论欧美左派或右派的思想遗产，都无法准确描述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现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空白，也是知识界千载难逢的机会：人类新的思想增长点之一，人类新的学术纪录标高之一，就可能出现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就可能出现在中国、印度、非洲等这些沉默之地，而不是某些案头的精装译本里。可惜不是所有学者都敏感了这一点，可惜现代知识体制和现代生活方式常常阻碍某些人看到这一点。对于这些人来说，迈开两腿、出身臭汗以走出某种个人生活模式是很困难的，起出书卷局限和阶级局限是很困难的。他们的真理永远在别人的嘴上，在流行和强势的话语那里。他们宁愿鹦鹉学舌，一万遍重复“买跌不买涨”的所谓一般需求定律，而无法像本书作者那样，在一个服装厂那里发现靠涨价反而促销的另一种真实；他们宁愿邯郸学步，一万次重复所谓边际效用递减的一般满足公式，而无法像本书作者那样，在一个富有的收藏家和一个饥饿的打工者之间，发现了价值的曲变和理论的断裂，发现了经济学后面深深隐藏着的利益制约和文化制约，因此一个生活领域里的真知一旦进入另一个生活领域里就完全失效（见本书内文）。他们昨天可能更熟悉报纸上的莫斯科，今天可能更熟悉电视里的纽约曼哈顿，而对自己身边的穷乡僻壤和穷街陋巷总是盲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滔滔高论除了折腾一些空转和迷宫之外，还能说出些什么？
卢周来先生来自乡村而进入都市，在这本文集里奔波于社会的各个区域和各个阶层，出入于古今中外的各种学理和各种感受，知行相济，道术相成，展现了一位中国年轻学者知识创新的勃勃生力和闪闪锐锋。我再说一遍，我几乎无法具体评价他的成果，而只是信赖他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我相信，作为现代知识危机的突围者之一，周来与他的众多同道者一起，正在做一件大事，一件继往开来于人间正道的大事。因此，他的理论求索无论长短得失都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