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10-12
几个月前，也许是半年前——像我这样庸庸碌碌的人，时间过得就快——我们杂志的新一期出来了，我习惯性地打开电脑，找到赠刊的文档，浏览一下，准备打印之后剪下来贴到信封上去。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山西太原《生活晨报》师涛”的条目。
自从两年前，或许三年前——我总是记不住时间——在华师大毛泽东像前极其偶然地碰见师涛之后，我们算是又联系上了。那次师涛的身份是《陕西商报》驻沪办事处主任，估计还兼任办事员。师主任恋旧兼图方便，好像就把办事处设在了华师大前门。不过，我们没有太多的往来。这家伙总是天马行空的，跟我这么一个庸庸碌碌的人性格不算太合。
又过了若干的时间，他给我打电话，说到了山西太原，当了《生活晨报》的副主编，还派了一位记者跟我联系文化类的事情。这之后，我就把杂志一直寄到了太原。一般来说，师涛都会隔一段时间给我打一次电话，没有什么大事情，就是瞎聊。最后一次，是要给我寄一本诗集《天堂的边疆》。过了一个多星期，我收到了一包。师涛说，让我有空的时候，分发给在上海的朋友。师涛在上海的朋友或许很多，但是我不知道到底那些是他的朋友。除了确定的几个之外，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所以，他的诗集我一直保存在手里，没有发出去。
文字写到这里，我才发现，自己其实根本谈不上是师涛的什么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是那种一有空就相互碰头，喝酒，神侃，勾肩搭背的家伙。我们不然，见面次数几乎为零，且基本上彬彬有礼，讲话虽然难免也拿过去的事情开玩笑，但是都很有分寸。
久别重逢，当时我带着不到三岁的女儿在前面的草地上玩，突然见面了，大家都很夸张地握了一下手。本来像年轻人那样来一个拥抱也是件挺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干。我们都老了，三十开外了，我们变得像绅士一样。跟师涛同游的是广西籍的盲流、政教系硕士毕业生老猫即吴建新同学。这老兄是个神人，念政教系的硕士时期他学到什么本领我不知道，但是那次跟师涛同游，他的身份是《上海一周》的摄影师。政教系比较特别，总是出像师涛这样的诗人，吴建新这样的摄影师兼艺术家。
我跟吴建新算是睡过的，所以多打几个字说说。他念硕士时，我在闵行工作，每个周末回华师大鬼混，到了晚上，就如同孤魂野鬼，无处可去。无奈，我只好在五舍的一些房间里瞎逛，看谁那里合适，就打个地铺。我要举报，五舍真可谓是一个淫窝啊，那时的研究生宿舍，基本上都是成双成对地住宿的。我想打地铺，基本上都落空。一想到要赶那么远的路，坐将近三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倒三趟车，再步行半个钟头才能回到闵行的宿舍，我就又鼓起勇气来四处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的狼狈相多少有些心酸。但是那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反而乐而忘返。大概还是年轻，感觉未来希望大大的的缘故吧。
有一次，走投无路之下，我敲开了吴建新的宿舍门。
我这个人心比较淡，没有什么人情味，睡过人家吴建新就睡过了，后来也一点都不恋旧，一别，就忘记了，没有再联系。大家都要生活，大抵为一些庸庸碌碌的事情所扰，不是特别需要，干脆就各干各的。其实在上海就是这样，很多朋友，不是有事情一般不聚会。等到在一些偶然的场合撞到了鼻子，这才突然想起，多少年多少年没有见面了。
我跟师涛的偶然碰面，就是这种状况。所以我还得强调，起“我的朋友师涛君”这样的题目，是仿“我的朋友胡适之”的体例。现在不是开玩笑玩幽默的时刻，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干。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不幽默，就要出大事情了。我胆子小，最怕出事情，所以一贯遵纪守法，唯唯诺诺，坚决拥护各种有关决定，反正任何坏事都不上身。尤其是见到师涛君之后的几年，只谈风月，绝不涉及政治。我觉得，像我这样的良民，基本上要绝种了。
如果当时我知道师涛是“坏人”，一定会立即断绝跟他的一切联系。就算他给我打电话来，我也会接到净水器上，用活性碳过滤一遍之后，再用我警惕性超级高的耳朵来听，而且，说不定还用上专门杀灭“萨斯”病毒的专用防护口罩来隔离。可是，由于种种缘故，我当时一点都分辨不出来师涛有什么特别的异样。以我的观察，师涛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人，当年他在华师大当夏雨诗社社长，我在华师大苑草小说社当社长，大家交往比较频繁，算是一帮小小的捣蛋鬼。可是，一旦毕业，我就从良了。其实，我在学校里，除了不太爱上课之外，基本上没有损坏过学校的一草一木。那些花花草草的事情，更是不沾身。最惭愧的是，到大四毕业，被流放到闵行远郊的一个专科学校里教语文之后，我仍然是一个童男子。相信如今的年轻人看到我，肯定会眼睛连眨一百八十一下，之后，嘿嘿冷笑几声，说，骨灰级的前辈啊。我就是骨灰级的前辈，咋的？当童男子的感觉好极了。如果把我洗净炖了，加点点高汤，再加点扁尖、香菇，点缀几篇青菜叶子，定然是一锅好沙煲。
当时的师涛，其实也差不多。虽然晃里晃荡的，常常拿自己的新诗来吓人，估计也坏不到那里去。毕竟是生活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坏人都绝种了，我们那时候还是毛皮乌青的少年，能干什么坏事？坏人都是有偶像的，我们当时的偶像都是像雷锋叔叔那样的好人。我们能想得到的坏事，最多也就是入夜，吃过晚饭之后，百般无赖的情况下，几个人啸聚在女生宿舍八舍前的篮球场下，吹吹口哨，唱唱“妹妹你大胆第往前走哇”而已。
一晃，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时间回到开头的几个月前。我看到增刊目录里师涛的标签，不知道怎么的，感到有些恍惚。这阵恍惚，很快就过去了。我像往常一样，打印，剪贴，封口，寄出我们的杂志。
晚上回到家里上网，忽然看到了师涛被长沙国安局一个处长带走了的消息。
按照网上的消息，师涛竟然是住在长沙的，已经是为长沙的一家报纸工作了。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清楚，他是先在太原工作后到长沙的呢，还是正好相反。师涛性格上是个不安份的人，他总是跑来跑去，热情地做事。我原来就隐约有点担心，像师涛这么种年纪，又经历过一些事件的人，容易胸怀理想。不幸的是他还在媒体工作，知道一些我们这些庸众不太知道的口头传达的或者其他渠道下达的各种消息，这样一来，就容易义愤了。我没有在媒体工作的经历，也不感兴趣。我觉得，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一个人还是平庸一点好。让自己先平庸起来，然后没有理想起来，结婚，生子，成为一个父亲，买上一套小房子，过上幸福而乏味的生活。这样，正是一种非常安全的生存模式。你是一个良民，一个听话的人，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有关方面，说不定偶尔还保护一下你的“权益”。可是师涛却没有世故起来，不懂得生活。有些事情，你知道了就知道了，从左边耳朵进就让它从右边耳朵出去，即可。实际上，就像有人写的那样，你又不是高级官员，又不在党，能知道什么特别的消息呢？说不定你知道的消息，我们这些庸众也偶尔听到过。不过我们忘性大，听到就听到了，转眼就让自己努力忘记。一个不懂得忘记的师涛，让人盯上了。
经过严格的训练，我已经拥有了一个麻木的脑袋，拥有了一种自我沉醉的态度，拥有了一种惊弓之鸟的性格。为此，我认为师涛不是一个明智之人。他的最大不明智之处，就是三十好几的人了，竟然还心存着理想。一个有理想的人，就像那些自以为技术高超的司机，总喜欢把汽车往崎岖的道路上开。他们惊险地绕开一个有一个坑洞，感觉十分得意。最后，陷在了一个大阱里，终于熄火了。
我这才明白，原来半年多没有联系，师涛是开车不小心，熄火了。这没有办法，要拖到4S店里去修理。怎么修理，就要看4S店师傅的说法了。
实际上，在一个社会里，像我这样庸常的人，生活得才是惬意的，麻木并且快活着。我知道自己这是一种美好的生存状态。不过，像师涛这么一折腾，我忽然觉得有了一点点的羞惭。不知道为什么，大抵是人跟人不一样吧。4S店修车，价钱一般比较黑，这点我很有经历。虽然你有疑问，可是维修的内容，维修费用，都是人家师傅说了算的。你就是有疑问，可是公司里从来都是这样，还明码标价呢。还有什么好说。
对这种事情，我也早已经习惯了。现在开始，我要让自己学习得更加习惯。习惯成自然，是一种生存之道。对于这种事情，我还能说什么呢？
掏钱吧，您哪！还有发票。
字打到这里，窗外阳光明媚，昨天的大作暴雨，无影无踪了，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女儿早早起来，要我带她去公园玩。附近有一个公园，修建得非常漂亮，女儿早就想去了。小东西是一个快乐的人，我带她去玩，是要让她更快乐的。有些人已经不能够像她这么快乐了，想到这些，我觉得一点点的不舒服。
上面的第二段文字，是今天早上匆匆忙忙打完的。还没有完成，女儿就已经穿戴完毕，催我动身了。我说好了要带她去闵行体育公园玩。今天的天气真不错，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温度不高不低。我带女儿在公园里骑了老爷车，休闲车，还开了电动船。她在船上，一个劲地吹泡泡。这次游玩，女儿高兴极了。
不知道为什么，在陪女儿玩的过程中，我的脑子里一直浮现着师涛的面容。前文说过，我实际上算不上师涛的什么知交，我也不配，因为我是一个胆怯和得过且过的人。只不过当年在大学里一起疯过，一起唱过，一起理想过。
十几年之前的事情，很容易发黄变旧。我本来应该努力忘记师涛的，可是师涛君瘦削的面容和略带嘲讽的笑意，又不由分说地侵入我的记忆里。
最后那次，师涛握着我的手说，老廖，我们多联系。
看着公园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忽然感到非常忧伤，也非常空洞。一种无法形容的情绪，让我久久不能自拔。我只能，也只能，轻轻地为师涛祝福一下。一个庸人对一个斗士的祝福，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我这样做，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