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券制：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竞争的创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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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先锋网 2003-04-09 作者： 樊继轩
（西安思源学院 陕西西安 710038)
“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却没有必要经营学校。”这是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得曼的一贯主张。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垄断和竞争不充分是学校办学质量低下的首要原因。他在1955年一篇名为《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的论文里提出了学券制——教育券制度，建议把竞争引入公立学校体系，在“学券”的流动中实现优胜劣汰，医治公立学校的“集权过度症”，适当遏制教育官僚主义的滋长。〔1〕
什么是教育券？教育券是指政府把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发给每位学生。家长和学生可自主选择收费标准不同的学校就读，不足部分自己支付，不再受学区或学校类别的限制，而学校把所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费用。于是，学校间为争取学生而互相竞争，争取学生就意味着争取了更多的政府教育经费，就必须努力改善教育质量。开放的，自由的教育市场必然提高学校的效率和效能。从而使整个教育制度更具活力，更趋于公平性。〔2〕
浙江省长兴县是首次在我国中等教育中实施教育券制度创新尝试的地区，对我国寻求教育的公平性，在公立，民办不同体制的学校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中等教育可以引入教育券制度，教育券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同样可行，如何在高等教育中体现公平性竞争的合理性？使已进入普通高等教育系列的民办普通院校与地方普通公立高等院校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高等教育——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最后一块世袭领地
1.高教需求的扩张与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
在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与日俱增，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却已独木难支，从而使得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国家采取了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的对策。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过自1999年以来的大幅度扩招，2001年全国各类高校在接生达到1300万左右，比1998年增加了近90％，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全日制本专科生）达到6000人左右，比1998年增长约80％;普通高校生师比达到18:1（以折合学生数计算），比1998年提高了60％以上。〔3〕
这种发展速度使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足的局面有所改善。但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目前，我国大学毛入学率仅为13.3％，不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更远逊于发达国家的40.2%的水平；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3%左右，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4.3%的平均水平。近年来，我国政府又明确提出“科教兴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战略，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解决教育供求的矛盾。教育私营化是当前世界教育发展的一大潮流。我国的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发展进程中应大有作为。
2.中国近现代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简要回顾
和世界私立高教育发展史一样，中国的近现代民办（私立）高等教育也曾书写过辉煌的篇章。清末民国时，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从美、英等西方国家1871年建立的第一所教会大学——文华大学，到清末开中国私立大学之先风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天津中西学堂（天津大学前身）、中国公学、复旦大学的创立，以及民国初年以培养“民族精神，养成硕士宏才，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为目的私立南开大学、私立厦门大学的创建，私立高等教育曾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生力军。[4]到解放前夕，我国私立高校发展到全国高校总量的39%，占高校学生总人数的31.4%，现在我国一批一流著名大学，如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校的前身均是私立大学。
解放初期，由于历史政策的原因，建国初期私立高校急剧减少，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私立高校全部收归国有，出现了建国后三十多年的“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状态。大学教育直至1997年并轨，一直延续着国有财政包干学费，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公立学校的办学经费全部由国家划拨。从八十年代中期起步的民办高等教育只是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自学考试的助学单位，毫无任何地位可言。民学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夹缝中艰难生存，这种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近二十年，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形成一种牢固的思维定势。
3.高等教育——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最后一块世袭领地
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普及，解决高等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的供求矛盾，世界各国已早已有先例可循，那就是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即民办高等教育）。教育私营化是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一大潮流。私立高教在国外已撑起了一片蓝天，如美国、日本、菲律宾、韩国、印尼、泰国等私立高等院校所占比例均在60%以上。历年来能跻身著名大学行列的，绝大多数都是私立大学。如美国的哈佛、耶鲁、斯坦福、康乃尔、英国的普利茅斯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这些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不是私立大学。
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从上一世纪八十年的高教自考助学起步，到2003年元月《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迟迟出台，步履艰难，磕磕绊绊，在“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中诞生，在社会和人们的“白眼”中生存。至今，虽有了一批由黄河科技大学、西安翻译学院、西安思源学院等万人、数万人以上规模的民办普通高校，有了100多所进入国家统招系列的普通民办高校，尤其是十几所全国著名万人民办高校其师资、规模、教学设施、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毫不逊色于一些由地方财政拔苗助长，用大批国拨资金堆砌起来的普通高校。但这些知名民办高校在政策上、招生上、资金上还享受不了地方普通高校国拨教育经费的优厚待遇。在进入国家统招系列时，必须打上“民办”两个字，以示与国家公立高校的区分。这种身份上的歧视随处可见。
笔者曾在某些省了解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一些原有的公办成人高校、夜大学、职工大学、招生不景气的中专学校，校舍破烂像四合院，学生寥寥无几，没有教职工多。在国有公办高职教育的大旗下，或几所学校合并，或单独一所小学校，区区一二百学生，摇身一变，成为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有的管理人员加教师合起来比学生少不了多少。只因为改为高职、高专，教职员工可继续享受国拨教育经费和国拨工资的待遇。谁也不清楚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地方保护主义使我国有限的教育经费究竟流失了多少。聚集在高校扩招的大旗下，究竟这样的地方普通高校又能培养出什么样水平的大专生，这种拔苗助长的地方高等院校所享受的优厚待遇是那些拼杀多年，没有国家投资的著名民办高校可望不可及的。国家一流重点高校，省属重点高校应有大投入，应重点倾斜。而对一般的地方普通高校的财政拨款制度，实际上是在保护落后，而使本来有限的教育资金继续支撑着这类本该淘汰的高校恶性运转。这是一种高教不公平性的体现，其说明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运作还摆脱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阴影。高等教育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最后一块世袭领地。
教育券——一种寻求高等教育公平性的创新体制
我国的民办普通高校是在一种劣势环境、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不论是已具有普通本专科招生资格、办学多年积累数亿资产的黄河科技学院，还是靠50万股金启动，积累近2亿多固定资产的西安思源学院，国家并没有投入一分钱，而发展到远非一些地方普通高校能比拟的规模和质量，充分说明了教育创新机制的力量。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对公立学校的财政支持，造成了公立学校的垄断地位，而垄断有悖于竞争，导致公立教育质量和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公立学校理所当然地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就容易忽视质量和效率。教育券理论就是他力图解决教育质量和效率问题的对策。教育券原创理论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坦诚地承认客观存在的教育竞争。[5]
而我国自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色的公办高校，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应试教育标准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差异不大的人才。公立高等院校没有竞争对手，全部教育经费由财政支持，几十年来并没有培养出一个获取诺贝尔奖金的人才。泱泱大国，没有出现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是该检讨一下整个国民高等教育体系的弊端的时候了。
我国的民办教育还是弱势群体，与国外私立大学的宽松环境相比，相差甚远。国外的私立大学，学费收入只占学校教育经费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一是由政府划拨教育经费，享受公立高校的同等待遇；二是社会大型企业集团捐赠；三是由学校产业创收。而我国由于是发展中国家，大型企业集团的规模效益还远远不能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所以民办院校依靠企业集团捐赠在短时间内是行不通的。只能依靠学费收入进行滚动积累自我发展。这显然与公立普通高校依靠国家教育经费的大力支助是处于一种极不公平的竞争线上。政府不分清红皂白对所有的优劣并存的普通高校全部大包大揽，实行财政支持，实际上起到了保护落后院校，限制了优秀民办高校发展的作用。
既然浙江省长兴县等地区在中等教育中引入了教育券制度，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同样可以试行教育券制度，把国家财政划拨给地方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不包括国家重点高校、省属重点高校），用发放教育券的办法，使进入高考分数线的学生手持教育券，按分数的档次自由选择高校，那么公办高校的发展就也会像民办院校的发展一样，优胜劣汰。在竞争中一部分公办普通高校会越办越好，遏制教育官司僚主义的滋长，一些优秀的普通民办高校由于教育券的实行，也相应用实力和质量合理的获得了国家财政的资助脱颖而出。那么由地方计划经济体制保护下的质量低下、环境条件差的普通高校将被自然淘汰，不再占有稀缺的国拨教育资金。对这类学校，或者由较好的普通高校、民办普通高校兼并重组，采用浙江万里集团举办万里学院的模式。或者把国有资产拍卖，教职员工像国有的大中型企业职工一样下岗待分配。那样，中国的所有普通高等院校（不包国家重点高校，省属重点高校）、民办普通高校将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的竞争，所以说：教育券不仅是中等教育实行现教育公平性的制度创新，同样，也是一种寻求高等教育公平性的创新模式。
一旦中国的民办普通高校与地方普通高校站在了同一条竞争起跑线上，若干年后，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将会和一批优秀的公立普通高校形成双赢的结局。再出现几所前私立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那样的一流名校，重新铸造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辉煌。
参考文献
[1] 李茂编译。弗里德曼：竞争将带来更多的好学校。中国教师报。2003.1.1.A3版
[2] 教育券：寻求自由市场与教育公平。职业技术教育。2002(第27期)
[3] 吴天俊。高等教育如何走出困境。教育发展研究。2003(第1期)
[4] 王炳照。中外教育管理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第8、9期)
[5] 文新华等：关于“教育券”的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3(第1期)
高等教育公平城乡差距在改善 阶层差距在凸现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2/21/content_25979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