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的父母都是农民，陈志武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湖南茶陵的田野、山岭上度过。整个启蒙阶段都在“文革”期间，没好好上过课，“老师都是本村本镇的，没有人上过大学，给不了启发性教育，就是按教科书很枯燥地讲。”
直到1979年考上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前身），他才第一次离开了茶陵县老家，来到大城市——长沙。班上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才知道生活条件、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在国防科大读研时，陈志武经常去湖南省图书馆借书看，印象最深刻的，一套是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家、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影响他走上学术之路的人——崔之元。当时，崔之元还只是数学系大一学生，读过非常多的书，高中时就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李泽厚这些人都有来往。陈志武最初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趣，是受到崔之元的影响。
1986年，陈志武被国防科大留校任教。
80年代中期，出国留学的一股风也刮到了这个角落。陈志武开始尝试申请美国的一些大学，他给耶鲁大学一位老教授写信，询问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我没有参加托福和GRE考试，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参加这些考试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给耶鲁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写信说明原因，我向他们解释之后，他们答应让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试。”
在崔之元的建议下，陈志武选了金融学，“当时我连金融(Finance)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他当时给我看了一些书，但我还是没有搞清楚。”4个月后，一封来自耶鲁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带着几十美元，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1990年，陈志武从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金融经济学》等主流学报上。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陈志武这个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
2001年7月，在上海飞纽约的飞机上，陈志武翻到了一本当月的《财经》杂志。“从头到尾都读了一遍，觉得很吃惊，办得和美国的《商业周刊》没什么区别，完全没有那种国内杂志惯有的、意识形态化的官腔官调。”
从那时起，陈志武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2001年，正是中国A股的转折之年。当时，《财经》接连曝出深圳世纪新源、银广厦等一系列的内幕交易丑闻。吴敬琏由此抛出“股市赌场说”。几个月后，股指从2245点一路下跌到998点，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在媒体上，关于上市公司的治理成了重要话题。
2001到2002年，陈志武在《新财富》上开设专栏，介绍美国证券法案，监管规则、法律以及诉讼案例、内幕交易。
2006年，美国《华尔街电讯》公布了一份十大华人经济学家的榜单。这份引人注目的榜单把学术影响力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其次是经济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陈志武名列其中。他陆续整理出版了《24堂财富课》、《金融的逻辑》、《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等书。其中，《金融的逻辑》把历史、社会文化与现代金融联系起来，把枯燥专业的金融问题阐述得通俗而有趣，试图从另一种可能性来解答近代中国落后之原因。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部分运用金融学分析，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兴趣及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