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3-02-21
自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发生交往开始，就发生了口译活动，而笔译活动只是在人类发明文字以后相互交流的产物，因而口译的历史远比笔译的历史悠久。然而对口译的研究却一直远远落后于对笔译的研究，口译的历史研究就更不用说了。就国内情况而言，据黎难秋先生统计，1996年以前中国当代发表的翻译文章约2500篇，但研究口译的还不足50篇，占总数的2%.而在这些口译研究文章中，更无一篇是专门研究口译史的。黎先生的《中国口译史》填补了我国无专门口译史的空白。近年来，研究口译及口译史的论著逐渐多了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它预示着我国的口译研究已进入了一个强劲的发展期。国际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虽然对口译的研究发达于中国，但同笔译研究相比，还是少之又少。
联合国是世界上影响的国际组织，自从其创立之日起（包括之前的准备期），口译译员就随之出现。可以说，联合国的出色表现是与译员的出色表现分不开的，没有译员，联合国的一切工作将陷于瘫痪。联合国译员默默奉献几十年，而外人却对此知之甚少。而Jesús Baigorri-Jalón著、Anne Ban翻译的《联合国译员史》（Interpreters at the United Nations ： A History. Samanca ： Ediciones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2004. 181pp.）则开创了此类研究的先河。作者之所以将其定名为“A History”而不是“The History”，是自认为对其研究还很有限，不足以反映其历史的全貌。笔者在此对该书做一简介，以期对国内的口译和口译行业有所借鉴。
该书分为导言（Introduction）、第一章“联合国多语形成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Multilingualism in the United Nations）、第二章“早期的口译译员”（The Interpreters of the Early years）、第三章“第二代译员”（The Second Generation）、第四章“新一代译员”（The New Generation）和总结（Conclusion）等几部分。第一章叙述了联合国多语环境形成的原因。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做出的决议之一就是要在战后组建联合国，1945年4月25日的旧金山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宪章》，为实现宪章的主要宗旨，特组建了六个主要委员会。按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为汉语、法语、俄语、英语和西班牙语（1973年阿拉伯语也成为其官方语言），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法语（1948年西班牙语、1968年俄语、1973年汉语和阿拉伯语也成为其工作语言）。按宪章规定，所有官方语言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联合国的多语环境就这样形成了。
第二章讲述的是联合国的第一代译员。旧金山会议的口笔译办公室主任是Guillermo A. Suro（波多黎各人），其译员包括Robert Confino（法国人，国际联盟资深译员，1930年生于波斯）、Ernest Hediger（瑞士人）、Jean Herbert（一战和二战间在不同国际组织效力，对青年人有亲和力，优秀口译教师）、André Kaminker（法国人，二十世纪口译神人之一，据说他能连续传译一小时，不记笔记，不出差错，通法语、英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其父是一流口译Georges Kaminker，其有一子现在联合国当口译）、Georges Mathieu（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资深译员）、Herberto Sein（墨西哥人）和Alexis Tatischeff（俄国人），他们从事的是连续传译（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纽伦堡审判时所采用的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不但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大大缩短了会议时间。这对联合国的翻译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当时在联合国内部展开了一场连续传译和同声传译谁优谁劣的大论战。论战双方为：以Georges Mathieu为代表的赞成连续传译的一方和以Colonel Dostert为代表的赞成同声传译的一方。Mathieu认为同声传译有很多缺点，因而加以拒绝；而Dostert则认为同声传译完全可以取代连续传译。实际上，反对同声传译的真正原因是同声传译动摇了连续传译译员在大庭广众之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和形象。连续传译译员工作时是直接面对听众“表演”，他们同演讲者处于同样显赫的位置，而同声传译则要让他们坐在小工作间里，戴着耳机，默默无闻的工作，颇觉身份地位大大降低了。而Dostert组织了纽伦堡审判的同声传译工作，深知该法大大节约了会议的时间和经费，颇觉应大为提倡。拒绝同声传译的一方有许多国际译员作后盾，而赞成同声传译的一方只有少数纽伦堡审判的译员作后盾。由于纽伦堡审判还未结束，Dostert只能带来三名译员到联合国做这方面的工作。然而即使带来全部同声传译译员，也不足以应付联合国的同声传译任务。于是他只好筛选一批有潜力的人员，对他们用新的方法进行训练两三个月，然后进入实际工作。当时的选拔标准不是很明确，理想的人选当然是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自然学会几种语言的人。参加首批训练的人员包括Jeannette Streit、Mary Harin Jaquith和Nina Rubinstein（当时无法找到合适的汉语译员）。经过测试，同声传译的优越性表露无遗，因为采用连续传译需要开三个小时的会，采用同声传译只用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尽管如此，双方还是争持不下。联合国最后决定将连续传译和同声传译合二为一，成为一个部门。作为折衷，由Georges Robinovitch出任口译部主任（其父俄国人，出生在德国，在俄国和瑞士长大，懂俄语、德语、法语和英语）。尽管两种口译方法都在使用，但同声传译量明显增大。因此，Georges Robinovitch决定平衡两者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80%的译员都能胜任连续传译和同声传译工作了。这种转化是在实践中练就的。
当时的译员都被戴上了神奇的面纱，因为人们认为译员是极具天赋的人，而这类人极少，而且人们对口译的翻译过程机制缺乏了解，这更强化了译员的神奇色彩。
第三章涉及到1960年到1980年这二十年间的第二代联合国译员。这一时期是促使会议翻译成为一种职业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进入联合国的译员已不像老译员那样当译员纯属偶然（因为特殊的环境而形成的多语背景），他们是专门学习语言的，是从专门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本章还讲述了1974年由于译员工作条件较差而引起的译员罢工，这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口译已从神奇的神坛上走了下来，成为一个固定的职业。
这一时期联合国总部的译员总数为：在Robinovitch任主任时的1950年为64名，到Hogg任主任时的1960年间为50人，在Meiksin任主任时的1970年增到60人，到Klebmik任主任时的1980年增至90人。其中1970年到1980年间增加幅度较大，原因有二：一是翻译工作量增大，尤其是由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恢复后而因此增加的汉语译员工作间（1972年11人，1973年18人，1975年21人），二是1974年的大罢工后，劳动法规对译员的工作量有了控制，增加了五个工作间的译员（从1973年的73人增至1976年的87人）。当年进入联合国工作的同声传译译员非常年轻，而年龄较大的译员（多数为连续传译译员）要么到了退休年龄，要么已经到其他部门工作，因此出现了译员空缺。这一时期补充的译员有Edith Macherez（法国人）、Javier Larraz（西班牙人）、Paúl Gáler（阿根廷人）、David MacRae（英国人）和Stephen Pearl（英国人）。他们是由于其他原因或在学校学习了语言课程而志愿进入这一行的。有意思的是，出于对冷战和对第三世界战争的担忧，英国部队给士兵强化“敌军语言”，Pearl、MacRae和V. Pinches就是这样在服役期间学会俄语的。
这一时期入选译员的程序有测试和其他方面的要求。测试要求是：能准确无误的讲母语（如法语），能完全理解两种以上的其他语言（如英语和西班牙语）；测试内容是通过戴在应试者头上的耳机播放六段联合国会议代表就复杂话题的发言录音（如三段英文，三段西班牙文），要求应试者在瞬间将所听到的内容译成其母语（如法语），并将译者的声音录下，以备同原文对照。其他要求包括：出色的记忆力，精神高度集中的能力，良好的教育背景，还应具备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广博知识。
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了经过专门学校训练的译员。一般来说，早期的译员都没有经过专门学校的培训，但也有例外，如在纽伦堡担任译员的Marie-France Skuncke和首批进入联合国当译员的Irène Landry曾在Geneva School就读过。后补充进联合国当译员的Edith Macherez曾在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Commercials修过口译课。这些学校的创办者和指导老师都是国际联盟、纽伦堡和战后的译员，如Antoine Velleman在1941年创办Geneva School，Dostert在离开联合国后，大大促进了Georgetown School的口译研究。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进入联合国的速度很慢，进入的译员包括毕业于Georgetown School的阿根廷人Silvia Porzio和古巴人Elena Howard，毕业于Geneva School的哥伦比亚人Nora Weiss和毕业于London Polytechnic的Socoro Botero.
随着会议数量的增加，以及更多的机构需要译员，联合国建立了一个译员培训项目，该项目负责人是Gómez de Silva，其目的是把那些没有做过口译的翻译、教师和学校毕业生训练成真正的译员。此时的选拔标准已不同过去，要选拔一些有职业和语言背景的人。该项目效果显著。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为联合国培养译员的莫斯科学院。冷战时期西方同苏联的关系特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美国对苏联的反应极为敏感。俄语作为国际交际语言的重要性也就凸现出来。但联合国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大学毕业生、公务员和自由译员）招募到替换老一代译员的合适人选，而苏联也认为应由其国民充当译员，以保证其对国家的忠诚。这样联合国同莫斯科语言学院合作培养译员的项目于1962年春天正式实施。该学院每年培养五到七个同声传译人员（俄外和外俄双向翻译）到联合国各下属部门工作。其效果甚佳，原因有二：一是入学要求高，选拔程序严，录取比例为1%；二是为时十个月的培训完全使用联合国的文献材料，培训过程还包括一些进行传译的基本课程。Igor Korchilov就是该校培养并在联合国工作的译员之一。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的译员罢工。进入联合国的早期译员的工作条件较差：设备原始，译员几乎不能离开工作间，即使会议时间再长，他们也得从头扎到尾，没有替补译员。但他们从未抱怨过，也许是因为他们刚刚走出战火，还想为联合国的建立出点力。然而60、70年代进入联合国的译员同早期的译员经历不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职业，面对的是一个官僚腐败的联合国。他们经过学校严格的语言和翻译训练，是把口译当作一个职业而进入联合国的，因此他们对工作条件的要求较高，其职业意识促使其在1974年举行了一次前辈译员们做梦都没想到的罢工。罢工的原因有：1）口译方法以同声传译为主；2）专业会议增多，工作量增大，而且会议时间有时很长（1960年有时联大会议一开就是五、六个小时，甚至八个小时；1967年中东战争时期，在安理会会议上，一个译员的周工作量竟达96小时）； 3）工作间灯光昏暗，不通风； 4）有些译员感到自己已完全成为隐身人，成为了声音。1957年和1969年的两次医疗报告均认为，译员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工作负担太重，他们士气低落，已表现出焦虑症状，进而会影响其工作质量。此次罢工是口译从“神奇”走向“职业”的里程碑。此次罢工不为薪水，只为改善工作条件。此次罢工 1）促使联合国规定了具体的工作环境，规定每周开会七次，每次会议不超过三小时； 2）建立了新的职业协会以保证其工作条件，并促使产生了专门的学校和出版物，使得他们在与国际组织无关的市场上更具吸引力。
第四章论述的是新一代的译员，即1980年至1990年这一时期的译员。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译员总数从1980年的91个增加到1998年的115个，其原因是1980年阿拉伯语成为了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我们现在观察一下1980年至1998年译员人数的变化情况：汉语从21人降到20人，英语保持了原有数目20人，法语从18增至19，俄语从15增至17，阿拉伯语从0增至17.这里要注意的是联合国译员呈女性化趋势，女性译员从1951年的21%，到1960年和1970年的36%和35%，到1980年的53%，到1998年的69%.译员职业女性化的原因可能是：1）更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学业培训的男女比例逐渐趋于平衡，2）这项职业对女性有吸引力，因为女性更适合学文科以及特定的语言， 3）社会地位的降低也使有些男性不愿从事这项工作等。
这一时期，约60%的译员毕业于口笔译学校，口笔译学校成为联合国译员的主要来源：占俄语译员的100%，英语译员的45%，法语译员的68%，汉语译员的65%.阿拉伯译员的60%，西班牙语译员57%.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联合国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作培养联合国译员的项目。新中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发言，不像过去的旧代表那样全用英语，而用汉语。一方面联合国很难找到合适的懂得当代中国表达习惯的译员，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要保证译员对国家的忠诚，因此于1979年5月签署了该项目。该项目主要培训同声传译（同声传译1440小时，连续传译360小时），并兼顾视译（Sight Interpreting）。在培养了12个班200名译员后，该项目中止。这一时期国际上出现了许多培养译员的学校，其中为联合国输送过译员的有：Moscow and Beijing Institutes、Geneva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London Polytechnic、Georgetown School in Washington D.C、AlSun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in Paris、High Institute of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in Mexico City、Higher Institute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ISIT） in Paris、the School of Bath in the UK、Mons in Belgium 和Centre Universitaire Cluny in Madrid.
一般学校的入学要求是：有大学文凭，参加入学语言测试。学校教员或主管都是译员，他们同时训练同声传译和连续传译（尽管连续传译用得较少），并模拟真实会场进行实战演练。此类学校的教学效果还未见研究。
这一时期联合国选拔译员的要求（以英语译员为例）是：熟练掌握英语和法语，以及俄语和西班牙语。至于基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要求拥有用英语教学的学校文凭或官方口笔译学校的文凭。其选拔考试分为两部分：1）应试者把四段法语录音同声传译成英语（每段5至10分钟），把四段俄语或西班牙语录音同声传译成英语（每段5至10分钟）；2）面试，就是专门委员会评估应聘者的一般兴趣、个性、从业经验，以及有关联合国和当前局势的知识，是否适应在联合国部门工作，是否能适应英语工作间的工作条件，特别是其团队工作的能力。
现在人们不再认为译员是奇人，而认为他们同普通人一样，只要素质高，经过专门的训练就可以上岗。他们是人，不是机器，也会不堪重负。
这里我们还要讲到的是自由译员。现在还无法弄清楚他们的具体数目。自由译员的聘用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特定时间的工作量和会议的经费。一般来说，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译员够用，只有在开联大时才聘用自由译员，而日内瓦的译员较少，经常聘用自由译员。有些联合国的下属部门没有译员，全靠外聘。1960年至1980年期间，联合国会员国猛增，其预算也大大增加，90年代会议的增加也刺激了这一行业。这同当今联合国有限的预算形成鲜明的对比。自由译者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按AIIC规定办理。但近年来由于联合国削减经费预算，这就迫使自由译者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Monique Fong Wu于1951年偶然加入该行业，1965年给联合国当自由译员，现已七十多岁，有时还为联合国工作。她的经历说明了这一职业的不稳定性。而且现在只为联合国工作的自由译员已很难糊口，必须有另一份工作保障才行。
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中，只有英语独占鳌头，一些专门性的会议和一般会议的工作语言均为英语。汉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俄语也只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各国代表才使用。但英语也面临挑战，纯正英语正受到地区英语的冲击。有时译员会发现，他们所听到的英语，不仅要靠语言技能而且要靠猜测技能才能译出。
现在联合国的多数口译工作都是同声传译，一般都是译入本国语，只有汉语和阿拉伯语例外，是双向的。从每个译员工作间的人数就能看出其工作量的大小：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间均为两人，汉语和阿拉伯语间为3人。
目前，世界形势的主流已从冲突走向对话。尽管会议多，会员国多，但在辩论时，都是分组进行的（如以一个区域组织为一组），以压缩会议时间。尽管当今的译员有固定的时间表，而且译员在工作时可半个小时一轮换，但他们现在也面临以下问题：1）由于会议时间压缩，讲演人的语速加快，2）专业会议的术语问题，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专业。外行人颇觉他们的工作舒服，工作环境好，而只有内行人才知其中的艰辛。另外，这一职业还面临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挑战：远程传译和机器翻译。机器翻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做些翻译工作，能减轻译员的负担，但它不可能取代译员的工作。但译员应学会使用各种新技术，使机器成为译员的好帮手。远程传译目前还处于初创期，还不成熟。但既然同声传译能在时间上战胜连续传译，那麽远程传译也将在空间上战胜同声传译。因此，我们认为译员应与时俱进，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争取早日掌握该技能；翻译学校也应配备相应的设施，进行相应的培训工作，以确保自己培养出来的译员是全天候的。但不管技术多麽进步，口译这一人类最古老的第二职业将基本保持原样，永远充当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中介。
《联合国译员史》是笔者看到的第一部国外研究口译和译员的专著，颇觉其在翻译界的份量，特在此做一简介，希望对国内的口译和口译这一职业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在本文结束时，笔者最想喊的一句口号就是：翻译依然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