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05-22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封商鞅为左庶长，让他主持变法。於是，商鞅制定了新的法令：
实行连坐法，鼓励告奸；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限制贵族特权；
鼓励民户分居；
奖励耕织，抑制工商业；
焚烧诗书，禁止游说之人。
变法之初，商鞅怕老百姓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新法令，於是采用了赏赐搬动木头之人的方法，告诉大家自己说得出做得到。在有人搬动木头得到赏赐後，变法最终突破重重阻力得以顺利施行。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懂得如何让民众支持自己。商鞅立的是“木”，其实也是“诚信”、“不欺”和“信服”。在变法中，“信”是最重要的，没有“信”，任何“令”都将是一纸空文。
《贞观政要》中说：“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说出的话不能让人们相信，那是因为说话的人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下达的命令人们不遵从，那是因为下达的命令根本就没有诚意。没有信用的话，没有诚意的法令制度，对国君来说，就会败坏自身的品德；对臣下来说，则会危及身家性命。对於德行高尚的人来说，即使在世道衰落的情况下，也不会做出失信的事情。
对於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同样是改革家的宋朝宰相王安石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他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而毛泽东对商鞅“徙木立信”的思考，则又比任何古人都来得更深刻。
1912年6月，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就读时，有感於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写下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文章，大发感慨。毛泽东认为商鞅所推行的新法，本来应该是“利国福民”的“良法”，是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的“大政策”。可黎民百姓却不能认识这些政策的好处，非要统治者“煞费苦心”用徙木立信的办法来推行不可。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认为，理想的国民，应该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坏的法令就反对。由此观之，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说明“吾国国民之愚”。“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这反映了当时毛泽东的观点，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就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後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共识：“改造国民性”。
“令”有“诚”与“不诚”之分，国民也有“愚”“智”之别。“令”要推广开来，“国民之智”还得培养起来，“国民不愚”，“令且诚者”，领导者就用不著像“徙木立信”那样大费周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