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建筑文物外，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 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悬于前门）
三湘隽士讲研地，四海学人向往中（悬于赫曦台）
合安利勉而为学，通天地人之谓才（悬于赫曦台）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悬于大门）
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悬于大门门厅）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沅生芷草，澧育兰花（悬于讲堂）
一水长流池不涸，两贤互磋道终同（悬于讲堂）
岳麓学府传千载，书院育材有良规（悬于讲堂）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悬于讲堂）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千年学府传千古；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悬于讲堂）
圣域修文，前有朱张讲坛，宋清宸翰；名山汲古，上藏三坟五典，诸子百家（悬于御书楼）
训诂笺注，六经周易尤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悬于御书楼）
学贯九流，汇此地人文法海；秀冠三湘，看群贤事业名山（悬于讲堂侧门）
惟楚有材，三湘弟子遍天下；于世无偶，百代弦歌贯古今（悬于半学斋）
德冠生民，溯地辟天开，咸尊首出；道隆群圣，统金声玉振，共仰大成（悬于大成殿）
觉世牖民，诗书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凤，莫喻圣人（悬于大成殿）
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悬于大成殿）
道若江河，随地可成洙泗；圣如日月，普天皆有春秋（悬于大成门）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悬于文庙庑廊）
不为子路何由见，非是文公清退之（悬于文庙庑廊）
业精于勤，漫贪嬉戏思鸿鹄；学以致用，莫把聪明付蠹虫（悬于教学斋）
陟此峰颠，看湖浪湘波，总是源头活水；拜兹堂上，仰贤关圣域，无非心地严师（悬于讲堂侧门）
教同化雨绵绵远，泉似文澜汩汩来（悬于百泉轩）
学忆宋张绵圣脉，书传虞夏刻螭虬（悬于百泉轩）
金声玉振；虎跃龙腾（悬于成德堂）
胸怀子美千间厦，气压元龙百尺楼（悬于时务轩）
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悬于吹香亭） 麓山寺碑岳麓书院办学千年，积累了大量的碑匾文物，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主要分布在麓山寺碑亭、讲堂、御书楼壁及复廊、百泉轩园林碑廊等地。
麓山寺碑亭
竖有麓山寺碑。此碑是中国现存碑刻中影响较大的一块唐碑，也是长沙现存时间最早、价值最高的碑刻，由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李邕于唐开元十八年（730年）亲自撰文、书丹、并镌刻，因文、书、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绝碑”之称。历代许多大书法家都曾前来瞻仰临摹，宋代书法家米芾于元丰三年（1080年）专程前来临习，并刻襄阳米黻同广惠道人来，元丰庚申元日16字于碑阴。原刻在麓山寺中，后移至岳麓书院右侧，明知府钱澍建亭护碑。清代嘉庆年间有达官遣吏前来拓取，因不得其法而使名碑碎裂，长沙知府沈廷瑛得知之后，亲赴现场，和沙灰集其残片94字，另嵌碑亭内壁之上。
讲堂檐牌匾
讲堂檐前悬挂的“实事求是”匾，是民国初期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所撰，为岳麓书院在转制时期的校训，对当时寓居于书院的毛泽东影响很大，后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大厅中央的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康熙皇帝御赐的“学达性天”，一为乾隆皇帝御赐的“道南正脉”，前者为根据老照片复制的，后者为原物。
讲堂两壁嵌“忠、孝、廉、节”四大字石碑，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刊立，传为朱熹手书。讲堂两边轩廊分立“整、齐、严、肃”四大字石碑，为清乾隆时山长欧阳正焕书，道光时欧阳厚均立。这两组大字碑刻皆为中国古代书法碑刻史所罕见。大厅四壁还嵌有历代山长的“书事齐严肃四字因示请生诸”碑、“岳麓书院学规”碑、“毕沅诗”碑等，均为清代碑刻。
御书楼及复廊碑刻
御书楼及复廊内也嵌有的大量碑刻，主要有“朱熹诗碑”、“重修岳麓书院记碑”、“文昌阁祭田契券”、“吴荣光江南述别诗碑”等。其中“朱熹诗碑”所刻的诗是南宋干道三年（1167）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后与张栻同游南岳，在株洲与张栻告别，张栻作“送元晦尊兄”诗赠朱熹，朱熹以此诗作答。此碑为为清光绪年间巡抚吴大澄所刻，是岳麓书院历史的重要见证。
“文昌阁祭田契券”碑系山长袁名曜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勒石嵌立，是岳麓书院租田管理方面的原始资料，对研究岳麓书院教育经费、祭祀经费的来源有重要的作用。
百泉轩园林碑廊
建于1992年，刊历代遗碑13块及新制岳麓书院文献史料碑27块。在历代所遗碑刻中，有明刻“岳麓感旧诗碑”、清刻“道中庸碑”等，尤以“道中庸碑”最为珍贵，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修复道中庸亭时所刻朱熹遗墨。
20世纪90年代新刻的27块碑分别为：善化县志载《岳麓书院源流》，宋代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王炎《论清岳麓书院堂长》、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陈傅良《建岳麓书院记》、朱熹《措置岳麓书院牒》、欧阳守道《赠了敬序》，元代吴澄《建岳麓书院记》、《百泉轩记》，明代杨茂元《后重修岳麓书院记》、李东阳《建岳麓书院记》、陈凤梧《岳麓书院志序》、黄衷《岳麓书院祠祀记》、李腾芳《重修岳麓书院碑记》，清代易宗涒《岳麓书院记》、丁思孔《重建岳麓书院记》、毛际可《重修岳麓书院记》、龙骧《重修岳麓书院记》、王文清《四公德政纪略》、欧阳厚均《新建崇圣祠碑记》、罗典《岳麓书院课艺序》、郭嵩焘《重建湘水校经堂记》及1993年杨慎初教授撰《岳麓书院重修记》。这些碑文反映了岳麓书院的历史沿革，是研究岳麓书院历史发展的重要文本。撰文者中既有著名政治家、地方官员，也有著名文学家和书院山长，他们本身在历史上都有较大的影响，这就更加凸显了碑刻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