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之际，在以辽河为中心的东北广大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以曲刃短剑为重要特征的青铜文化。这种短剑剑身短小，有圆柱状的茎与脊，曲刃呈琵琶形，剑柄分铸，剑柄作丁字形，柄首呈梭形长盘，盘内镶嵌石质枕状加重器。这一文化分布地域广，延续时间长，文化面貌多样，与燕文化关系密切，是燕国境内及相邻的东北地区一支重要的民族文化。这一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辽宁省，所以又称为“辽宁式曲刃青铜短剑”。研究表明，这类短剑的最早形制，大约在西周初年就已出现，最晚则到战国晚期甚至汉初，延续时间长达一千年。这类文化遗存既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又因地域和时代早晚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在沈阳地区的主要是“郑家洼子类型”。
惊人的发现郑家洼子位于沈阳市西南的于洪新城（原属于铁西区）、保工南街公铁地道桥的南侧，东距沈阳站五公里，南距浑河三公里。原来这里地势低洼，多沼泽，故名“郑家洼子”。整个遗址分布于沼泽旁的土脊上，土脊南北长约一公里，共发现四个地点， 总面积7 万平方米。1958年，砖厂在北边的第一地点取土时，在距地表1米以下发现曲刃短剑等青铜器二十七件，陶罐一件。1962年又在第一地点南约500 米处的第二地点出土一件曲刃青铜短剑。196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在肇工街和郑家洼子一带作了调查，并在1965年5月28日至6月7日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发现两座青铜时代的土坑墓和一座汉代的瓮棺墓。这次发掘从地层上确认，在青铜时代，继而汉代、金元时期都有人在郑家洼子一带居住。
郑家洼子6512号大墓
同年8月，辽宁省及沈阳市考古工作者又在第三地点发掘墓葬十四座。十四座墓葬分为南北两区，北区是十二座密集排列的小型土坑墓，相距80米的南区单独埋葬的是两座大型土坑墓，编号分别为6512号和659号。其中6512号木椁墓是目前该文化所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器物最为丰富的一座墓葬。它的墓坑挖在生黄土里，为不规则的长方形，长5米、宽3米，方向280度，墓口略大于墓底。墓底放有墓椁、木棺各一具，已腐朽成灰。从板灰痕迹观察，可能是方木排列的。墓椁与墓壁之间，填以夯土。木棺放在椁内偏北处，棺底板长2米、宽0.7米。椁底铺席，随葬器物放置于棺椁之间及棺内，有铜、陶、石、骨器四十二种七百九十七件。棺内葬人骨一具，系老年男性，头西足东，仰面直伸。墓主人头上和脚下各立一面大型铜镜形饰件，身上按等距离放置四面略小的铜镜形饰件。饰件上残留有麻布包裹的痕迹。头上戴小串珠，颈下佩戴的大石串珠直到胸前，石串珠都为蓝绿色天河石制成。右侧腰部佩曲刃青铜短剑一把，有外套置铜镖的木剑鞘，铜镖有镂孔铃头和七连铜环的镖饰。剑身因长期使用而磨损较甚，剑柄是以一种杂有铁、石粉之类的混合材料粘固而成，以替代木柄。右膝旁有刀囊和斧囊，刀囊有弧三角的囊饰，囊内插有骨柄弧背铜刀、铜锥各一件；斧囊附有饰卷云纹盾牌形饰件，斧囊旁放置有铜斧与铜凿各一件。小腿和脚部四周排列着成排的铜泡，腿骨周围的铜泡较大，共一百二十四枚，脚骨上的铜泡较小，共五十六枚；泡下骨上并附着有一层黑色有机腐殖物，可知这些铜泡当是墓主人穿着的一双皮靴上满钉的铜饰。
脚骨左侧还有一束箭，共九十八枚，镞为断面作菱形的两翼式。
郑家洼子大墓出土铜器
棺与椁之间四面也都放置器物。棺西头上部有一剑椟，内置带木鞘的曲刃青铜短剑两把，饰几何三角勾连纹双钮铜镜一面，铜簪、骨簪各一对；棺北墓主人左侧是放置弓箭的地方，有以成排铜泡作饰物的弓囊，内有弓箭，弓有两张，弓弭以骨片制成，箭一束七十一支，铜镞为三棱形，这是比墓主人随身携带的两翼形镞更为锐利的箭头。
棺的南侧即墓主人右侧空间较大，放置马具，有四匹马的马头饰件，如铜马衔四件两对，铜、骨镳各八件，还有节约和用途不明的喇叭形器，大小成对的圆形饰件。其中的铜镳做成蛇形，节约做成虾形，生动而有趣。陶器放置在棺的南端脚下，共三件，全是泥质灰陶壶，经陶轮修整，器表磨光，造型规整，火候较高。其中一件通体饰弦纹。
此外，在墓的东侧边圹处出有牛骨，当为祭肉。
郑家洼子出土青铜短剑及其复原图
大墓的主人郑家洼子的小型墓在葬俗方面与大墓基本相同，但规模和随葬品相差极为悬殊，小型墓均无木质葬具，随葬品较少，一般仅有陶壶、纺轮、石串珠等。在少数墓中也发现有殉牛腿的现象。
这应当是社会关系分化较深的真实反映，表明阶级已经形成。郑家洼子6512号大墓的墓葬规模、棺椁制度和随葬品之丰富，都表明墓主人是该文化显贵阶层和首领一类人物。但从其装束及随葬品来看，又体现出武士的形象和狩猎人的风格，而从头到脚放置的大小六面镜形饰件等装束，好像又具有巫者的身份。说明在那个时代，这几种身份在首领身上，可能是兼而有之的。兵器和马具在随葬品中占有相当的数量，说明这是一个善于骑射的部族。四匹马或代表一部四匹马拉的车，但未见车的遗迹。
郑家洼子出土铜器范
从郑家洼子遗址出土大量网坠、纺轮及石器推测，这是一个以畜牧农耕为主，渔猎为辅的部族，手工业比较发达。在出土的大量随葬品中，大多数为铜器，表明此时铜器的生产已较高台山文化与新乐上层文化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铸造水平较高，已采用了分铸与焊接的方法和模印花纹的技术。节约作虾形，镳作蛇形，其他器物大多作三角勾连几何图案，均甚优美。一些没有锈蚀的铜镜和镜形饰的表面仍光亮照人。剑刃锋利，镞锐如新。经对剑、泡、镞、镖等四件铜器的光谱分析和化学分析表明，无论从器物造型，还是合金比例的掌握及铅的混用方面看，当时冶铸青铜技术已趋娴熟阶段。在遗址中，采集有斧、锥、鱼钩等范，证明这些青铜器都是当地铸造的。墓中出土的骨制品，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如铜刀的骨柄，用三块骨板合成，并有榫卯；骨针和石串珠的穿孔仅能容线，足见其工艺水平之高。
郑家洼子出土剑柄加重器
在郑家洼子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均为带短茎式，剑柄既有木柄，又有“混合材料”制作的丁字形柄，还有丁字形铜剑柄。这些都与辽西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相同。但郑家洼子已不用辽西、辽南曲刃青铜短剑文化习见的石棺，而使用土坑和大型木椁木棺制；陶器已使用了泥质灰陶。这些都反映了燕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说明时代要晚于辽西的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郑家洼子出土的三翼銎式铜镞具有战国早期特征，所以年代可推定在战国早期前后。另外，从沈阳南塔出土的一件残断的曲刃短茎式青铜短剑和法库县尚志水库出土的丁字形铜柄及兽乳型加重器来看，又都晚于郑家洼子。可知郑家洼子文化类型的下限可能要晚到战国中晚期，即燕国大将秦开来到辽东之前。
与郑家洼子相同的墓葬，1979年在于洪区大潘乡马贝堡村也发现过。出土遗物共十八件。有青铜短剑一把、铜剑镖一件、铜斧一件、铜凿一件、十字形单钮饰十一件、大铜饰一件、磨石一件、枕状器一件。
郑家洼子两座大墓的人骨经测定，属于五六十岁老年男性，从头骨有很大的水平直径，短而极高的头型来看，都有西伯利亚和远东蒙古人种相结合的形态特点。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