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的增长似乎并未达到人们的预期。今年，中央政府尽管突破了3%的赤字率限制，增发了1万亿特殊国债，而地方债务扩张也相对有限，总计几万亿。然而，即使地方债务总额达到40万亿，我们仍需要从不同角度来解读这个数据。
首先，从明面数据看，2022年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仅为21.4%，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即便加上地方的29%明面债务，总杠杆率也仅为50.4%，距离60%的安全线还有一定空间。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尤其是中央政府，因其信用高、利率低，即便采用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债务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因此明面债务问题并不构成核心威胁。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隐藏在地方债中的“平台债”。这些债务的特点是透明度极低，发债、使用和监管过程往往不公开。不同于发达国家，它们通常由中央政府担保，利率相对较低。而中国的地方政府除了明面债务，还有大量通过财政担保的平台债，这部分债务通常计入企业部门，但投资者看重的是地方政府的信用。据统计，这部分隐形债务规模可能接近60万亿，远超明面债务，使得政府真实的杠杆率超过100%，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超过了60%的警戒线。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平台债的高利率和监管不透明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地方财政的自主性可能导致债务迅速增长，城投项目的融资往往通过平台债进行，隐性债务大幅增加。这不仅可能导致未来财政收入难以覆盖利息，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通过央行来填补这个窟窿，但这无疑增加了全民的税收负担。这样的举债模式，如果不加以改革，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对经济健康产生长期影响。
在过去的三年中，尽管政府部门债务增速有所提升，但与明面债务的平均增速相比，其增长速度并不算过快。实际上，政府债务的真正转变可能在于隐性债务的显性化，但这并非解决根本问题的良策。财政政策的重心应当放在债务的管理上，而非刺激经济的短期手段。全球范围内，中央财政赤字货币化被视为更为透明、成本更低的债务管理方式。如果未来非标城投风险无法避免，那么对于违约的处理也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总结来说，突破40万亿的地方债余额提醒我们，改革债务结构、提升透明度和监管是当务之急。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更为稳健的财政体系，才是长远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