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兄弟5人，除曾国藩文才武略，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深远外，九弟曾国荃的功名要高于其他3人，不仅对于清朝功不可没，对曾国藩的帮助也最大。曾国荃比曾国藩小13岁，生于道光四年（1824年）。16岁时，跟着他的父亲到京师，就学于曾国藩，很得乃兄的嘉许。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荃离开京师回原籍，曾国藩送他到芦沟桥，以诗为别，写道：“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曾国潢生庚辰岁，曾国华生壬午岁，曾国荃字沅甫，故以“辰君”、“午君”、“老沅”分别代指3人，诗赞曾国荃才俊特出于兄弟几人之上。曾国荃生性十分高傲，史书记载他“少年奇气，倜傥不群。”1847年曾国荃以府试第一人入县学，不久举优贡。1856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江西湖口惨败后，被太平军围困南昌周围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险恶。曾国荃为了救援其兄，与吉安知府黄冕劝捐募勇3000人，援救江西，连陷安福等地，进围吉安。太平军凭险死守，等待援兵，攻城非常困难。曾国荃等采取挖壕筑垒的战略，实行长围久困之策。以后攻安庆，陷天京，曾国荃都以挖壕围城取胜，因此有了“曾铁桶”的外号。
据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讲，曾国荃每次攻却一个大城市，或者打了胜仗，总要请假回家一次，置田盖房，大约也是衣锦还乡，炫耀武功的意思，曾国藩在军中十几年，权倾朝野，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营建过屋宅。这可以说是兄弟二人的不同之处。攻下吉安后，曾国荃当然是回老家买田建宅去了。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负气率部出走，给太平天国内部带来了沉重打击。洪秀全为扭转危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起用了陈玉成、李秀成、林绍璋等一批青年将领。首先陈玉成率部攻克庐州，后又配合李秀成在乌衣渡大败清军，接着又乘胜追击，直下浦口，攻破清军的江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随后又在战略要地三河镇之战全歼湘军精锐之师6000余人，湘军大将李续宾、曾国华同时毙命。
正当曾国藩因为三河镇的惨败痛苦不堪的时候，曾国荃率领他的湘军，攻破了吉安城。曾国藩从吉安之役中，看到了九弟曾国荃倔强不屈的性格和带兵打仗的才能，认定他是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物。自此以后，曾国藩就把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湘勇看作是自己的嫡系部队，处处予以照顾。曾国荃果然不负兄长的厚望，作战勇猛，攻无不克。他手下的将士也大都是亡命之徒，每攻下一城，曾国荃命令放假三日，任凭兵勇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因此这支湘勇在攻城时，都能奋不顾身，铤而走险，这个特点在后来围困安庆、攻陷天京时表现尤为明显。 咸丰十年（1860年）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以北的集贤关，开始了对安庆的围攻。安庆位于长江中游，溯江而上则能据汉口、武昌，顺水而下，则南京门户洞开，军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在湘江准备攻取安庆时，该城已被太平军占领达9年之久。
1860年6月，安庆攻坚战拉开序幕，曾国荃率湘军8000人进逼安庆。在城西、城北开挖长壕两道，造成包围之势，断其军粮。城内太平军屡次出城作战，湘军都坚守壕垒，不轻易越壕迎战，屡屡挫伤太平军的锐气。太平军陈玉成部前来救援，也始终无法突破湘军的阵地。一时间，交战双方全力以赴，安庆的争夺成了关系着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之间军力消长的决战。驻在长江南岸距安庆几十里远的东流的曾国藩，都可清晰地听到交战的火炮轰鸣声，可见战斗的激烈。在这关键时候，太平军首领陈玉成犯了一个大错，5月19日他率数千太平军赴桐城会合洪仁和林绍璋，商讨下一步行动，却留8千人守集贤关内和菱湖两岸各垒，留4千人守集贤关内赤岗岭四垒，这样就使1万余人的部队陷于孤军作战且没有主帅的境地。5月20日，湘军将领鲍超开始猛攻集贤关外太平军四垒，太平军守将刘琳骁勇善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6月8日，赤岗岭四垒也被湘军团团围住，太平军已是山穷水尽。鲍超派人劝降，有三垒太平军被迫投降。刘琳率数百人突围，被湘军穷追，一直追到溪河边，太平军已无力战斗，大部被生擒。
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整整打了20天，陈玉成的精锐4千余人全军覆没，赤岗岭投降的太平军和随刘琳突围被俘的战士，全部被湘军斩杀，刘琳本人也被肢解。1860年7月7日至8日，曾国荃和湘军水师互相配合，将陈玉成留在集贤关内和菱湖两岸的十八垒全部攻破，太平军8千官兵全部被杀。
这段时间，战争的激烈、残酷，超过了湘军以往参加的任何战斗，一月内，仅在集贤关内外，太平军死亡一万多人。湘军除在战场上杀戮外，又把投降和被俘的太平军集体屠杀，屠戮之惨状，连性格极为蛮狠、凶残的曾国荃手脚都感到瘫软，表示打完这一仗后，他要回家做乡农了。
此时，安庆与外界的联系已经断绝，只有一些外国商人将粮食偷运过去卖给太平军，曾国荃就派兵士守在航道上，当外国商人的运粮船开来时，就以高于太平军的价格将粮食收买，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就完全断粮了。1861年9月5日，曾国荃用地道填埋炸药轰倒安庆北门城墙，湘军蜂拥而入，城内太平军由于饥饿，已拿不动刀枪，无力抵抗，主将叶芸来等16000余官兵投降。湘军占领安庆后，曾国荃命令将投降的太平军分成100人一批，轮流叫他们进屋领路费，进屋后便由刀斧手捆绑起来，从后门押出去砍头，整整砍了一天一夜，杀完1万多人。从此，曾国荃也得了一个“剃头匠”的绰号。进入安庆城后，曾国荃将英王府的所有财富据为己有，全部装上船只，运回湖南荷叶塘家中。
安庆之战，曾国荃又为湘军立了一大功。安庆的陷落，为进攻天京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清廷以曾国荃“智勇兼施”赏加布政使衔，并赏穿黄马褂。 1862年春，曾国藩开始部署进攻天京。他又把主攻的任务交给了弟弟曾国荃。急功近利的曾国荃在清军未按原计划出师前，率军急进，连下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大胜关等地，直逼天京城，1862年5月31日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使军队处于孤立突出的险境。曾国藩替他担心不已，写信劝他暂时后退，以求稳妥之策。但是曾国荃却认为：“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丝毫没有退兵的念头。曾国藩准备派李鸿章部前去援助，也遭到他的拒绝。他开始在天京城外深挖壕沟，广筑防御工事，并结合水师，全力出击，靠2万军队击退了号称20万的太平军援部。曾国藩见他打了胜仗，又赶快劝其趁好即收，撤兵天京，以保全功业。此时已觉胜券在握的曾国荃力排众议云：“贼（指太平军）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向荣）、和公（和春）正以退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何芜湖之能保？况贼乌合无纪律，岂可见其众而自怯？”他还谢绝了白齐文指挥下的“常胜军”的支援。
是时江南流行瘟疫，曾国荃军中也开始蔓延，湘军元气大伤。1863年能够连战连捷，几年夺下天京城外所有的战略据点，都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战绩”。到了1864年2月，曾部已将天京合围，7月19日午后，曾国荃的心腹、亡命徒李臣典点燃埋在天京城墙下面的三万斤火药，一时间“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圻之声。墙垣二十馀丈随烟直上……”，天京陷落。
湘军入城后，在曾国荃纵容下，肆意践踏妇女，屠杀无辜百姓，到处挖掘窑藏，掠夺财宝。湘军所为，令人发指。曾国荃所得金银细软、稀世珍宝盈筐满箱，难计其数，其贪婪残暴之名于是遍闻天下。民间流传曾国荃的吉字营湘军掳掠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一时间，长江上成百上千艘舟船，满载这些财宝驶向湖南。在城市被洗劫一空后，为了消赃隐罪，他还纵兵放火烧房，使天京城顿成一片火海，破坏极为严重。曾国荃还命令湘勇把洪秀全的尸首挖出，拖到长江边上浇油烧掉，然后将骨灰填进火炮，点烧引信，打到江中。接着斩杀被俘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福王洪仁达（洪秀全二哥），并大肆杀戮无抵抗能力的太平军。
攻下天京后，清廷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但曾国荃并没有青云直上，反倒受到官绅的非议和清廷的追究。一是因为当时朝廷财政困难，都指望夺取太平天国的国库来救济，而他却报告洪秀全圣库已经没有金银，拒缴所得窑金；二则是他谎报洪秀全之子洪天贵已死，其实正是他的疏忽，才使他们得以脱身。曾国藩当然要比其弟深思熟虑得多，也更谙熟为臣之道。他急忙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请求将九弟开缺回籍。 曾国荃开缺回籍后，心绪不佳，不久得了一场大病，直到1866年才奉清廷之谕，起任湖北巡抚、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在任山西巡抚期间，正逢晋地久旱无雨，赤地千里，曾国荃多方措款、筹粮，办理救灾度荒事宜竭尽全力。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曾专门修建生祠，以纪念他。
光绪三年（1877），曾国荃来山西上任。那一年，正是华北、华东、西北九省发生罕见灾荒之年（时称“丁丑奇荒”）的第二年。
“丁丑奇荒”，起于光绪二年（1876），止于光绪四年（1878），山西等一部分地区拖到光绪五年（1879）。灾害蔓延北方九省，受灾人口多达两亿。直接饿死及无力掩埋人畜尸体引起的大瘟疫夺去的人命达1300万！其中山西省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还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真可谓是“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
是年（1877）的大致情形是：农田颗粒无收，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把树叶野草都吃光了。旱情不断发展，可食之物罄尽，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九个省份遭灾，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直隶五省是重灾区，山西最严重，到处都有人吃人的现象。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妇女或孩子活活杀死吃掉的。
就在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时，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2000张，命他数日内离京赴任。五月，朝廷一次给山西的灾民划拨了20万两赈灾银，令曾国荃采买粮食，运往山西赈济。从此之后，朝廷中枢开始大规模的赈济灾民。
曾国荃起程奔赴山西之际，清政府已经下令：允许各省开设捐局。所以，曾国荃到山西时，手里已经拿上了户部发放的两千张空白“鬻爵”文本，可以筹措款项了。自此，山西得到清政府的多项赈灾政策，不能不说与曾国荃有关。
史料记载：当年8月，同样灾荒的河南、山西两省，其得到的赈灾救济是不一样的。山西其时已经得到了国家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救济银两。同时，朝廷又把八万多石粮食给了山西，给河南的仅仅是四万多石。除了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之外，山西还得到李鸿章筹措的十万两银子。之后，朝廷又拨了二十万两赈银，而且又明确：七成归山西，三成归河南。几天之后，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清政府认识到河南的灾情也一样厉害，而给山西的赈银似乎还不足以体恤民艰，所以就改为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不再分配，全部划给山西，另外追加二十万两拨给河南。由此，曾国荃与山西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与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巨子接下了不解之缘。现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许多地方留下了曾国荃的足迹；而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大户，许多院落甚至留下了曾国荃的墨宝。
光绪五年(1879)。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请示重修山西通志，获准后即下全省修志檄文，设馆聘人，展开工作。曾国荃离任后，几任巡抚对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山西通志》遂于光绪十八年(1892)付梓。 李鸿章送挽联称他：“易名兼胡、左两公，十六言天语殊褒，恩数更惊棠棣并；伤逝与彭、杨一岁，二三子辈流向尽，英才尤痛竹林贤。”清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评议曰：“中兴拨乱，忠襄之勋烂焉。”
与彭玉麟的恩怨：彭玉麟、曾国荃，一个是湘军水师最重要的将领，一个是湘军陆师最重要的将领。在威名赫赫的湘军中，两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按理说，两人在曾国藩的领导下，应该和衷共济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刚直著称的彭玉麟曾经三次请求曾国藩诛杀其老弟曾国荃，给曾国藩造成过巨大的苦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