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兄弟5人,除曾国藩文才武略,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深远外,九弟曾国荃的功名要高于其他3人,不仅对于清朝功不可没,对曾国藩的帮助也最大。曾国荃比曾国藩小13岁,生于道光四年(1824年)。16岁时,跟着他的父亲到京师,就学于曾国藩,很得乃兄的嘉许。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荃离开京师回原籍,曾国藩送他到芦沟桥,以诗为别,写道:“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曾国潢生庚辰岁,曾国华生壬午岁,曾国荃字沅甫,故以“辰君”、“午君”、“老沅”分别代指3人,诗赞曾国荃才俊特出于兄弟几人之上。曾国荃生性十分高傲,史书记载他“少年奇气,倜傥不群。”1847年曾国荃以府试第一人入县学,不久举优贡。1856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江西湖口惨败后,被太平军围困南昌周围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险恶。曾国荃为了救援其兄,与吉安知府黄冕劝捐募勇3000人,援救江西,连陷安福等地,进围吉安。太平军凭险死守,等待援兵,攻城非常困难。曾国荃等采取挖壕筑垒的战略,实行长围久困之策。以后攻安庆,陷天京,曾国荃都以挖壕围城取胜,因此有了“曾铁桶”的外号。
据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讲,曾国荃每次攻却一个大城市,或者打了胜仗,总要请假回家一次,置田盖房,大约也是衣锦还乡,炫耀武功的意思,曾国藩在军中十几年,权倾朝野,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营建过屋宅。这可以说是兄弟二人的不同之处。攻下吉安后,曾国荃当然是回老家买田建宅去了。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负气率部出走,给太平天国内部带来了沉重打击。洪秀全为扭转危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起用了陈玉成、李秀成、林绍璋等一批青年将领。首先陈玉成率部攻克庐州,后又配合李秀成在乌衣渡大败清军,接着又乘胜追击,直下浦口,攻破清军的江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随后又在战略要地三河镇之战全歼湘军精锐之师6000余人,湘军大将李续宾、曾国华同时毙命。
正当曾国藩因为三河镇的惨败痛苦不堪的时候,曾国荃率领他的湘军,攻破了吉安城。曾国藩从吉安之役中,看到了九弟曾国荃倔强不屈的性格和带兵打仗的才能,认定他是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物。自此以后,曾国藩就把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湘勇看作是自己的嫡系部队,处处予以照顾。曾国荃果然不负兄长的厚望,作战勇猛,攻无不克。他手下的将士也大都是亡命之徒,每攻下一城,曾国荃命令放假三日,任凭兵勇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因此这支湘勇在攻城时,都能奋不顾身,铤而走险,这个特点在后来围困安庆、攻陷天京时表现尤为明显。 咸丰十年(1860年)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以北的集贤关,开始了对安庆的围攻。安庆位于长江中游,溯江而上则能据汉口、武昌,顺水而下,则南京门户洞开,军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在湘江准备攻取安庆时,该城已被太平军占领达9年之久。
1860年6月,安庆攻坚战拉开序幕,曾国荃率湘军8000人进逼安庆。在城西、城北开挖长壕两道,造成包围之势,断其军粮。城内太平军屡次出城作战,湘军都坚守壕垒,不轻易越壕迎战,屡屡挫伤太平军的锐气。太平军陈玉成部前来救援,也始终无法突破湘军的阵地。一时间,交战双方全力以赴,安庆的争夺成了关系着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之间军力消长的决战。驻在长江南岸距安庆几十里远的东流的曾国藩,都可清晰地听到交战的火炮轰鸣声,可见战斗的激烈。在这关键时候,太平军首领陈玉成犯了一个大错,5月19日他率数千太平军赴桐城会合洪仁和林绍璋,商讨下一步行动,却留8千人守集贤关内和菱湖两岸各垒,留4千人守集贤关内赤岗岭四垒,这样就使1万余人的部队陷于孤军作战且没有主帅的境地。5月20日,湘军将领鲍超开始猛攻集贤关外太平军四垒,太平军守将刘琳骁勇善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6月8日,赤岗岭四垒也被湘军团团围住,太平军已是山穷水尽。鲍超派人劝降,有三垒太平军被迫投降。刘琳率数百人突围,被湘军穷追,一直追到溪河边,太平军已无力战斗,大部被生擒。
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整整打了20天,陈玉成的精锐4千余人全军覆没,赤岗岭投降的太平军和随刘琳突围被俘的战士,全部被湘军斩杀,刘琳本人也被肢解。1860年7月7日至8日,曾国荃和湘军水师互相配合,将陈玉成留在集贤关内和菱湖两岸的十八垒全部攻破,太平军8千官兵全部被杀。
这段时间,战争的激烈、残酷,超过了湘军以往参加的任何战斗,一月内,仅在集贤关内外,太平军死亡一万多人。湘军除在战场上杀戮外,又把投降和被俘的太平军集体屠杀,屠戮之惨状,连性格极为蛮狠、凶残的曾国荃手脚都感到瘫软,表示打完这一仗后,他要回家做乡农了。
此时,安庆与外界的联系已经断绝,只有一些外国商人将粮食偷运过去卖给太平军,曾国荃就派兵士守在航道上,当外国商人的运粮船开来时,就以高于太平军的价格将粮食收买,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就完全断粮了。1861年9月5日,曾国荃用地道填埋炸药轰倒安庆北门城墙,湘军蜂拥而入,城内太平军由于饥饿,已拿不动刀枪,无力抵抗,主将叶芸来等16000余官兵投降。湘军占领安庆后,曾国荃命令将投降的太平军分成100人一批,轮流叫他们进屋领路费,进屋后便由刀斧手捆绑起来,从后门押出去砍头,整整砍了一天一夜,杀完1万多人。从此,曾国荃也得了一个“剃头匠”的绰号。进入安庆城后,曾国荃将英王府的所有财富据为己有,全部装上船只,运回湖南荷叶塘家中。
安庆之战,曾国荃又为湘军立了一大功。安庆的陷落,为进攻天京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清廷以曾国荃“智勇兼施”赏加布政使衔,并赏穿黄马褂。 1862年春,曾国藩开始部署进攻天京。他又把主攻的任务交给了弟弟曾国荃。急功近利的曾国荃在清军未按原计划出师前,率军急进,连下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大胜关等地,直逼天京城,1862年5月31日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使军队处于孤立突出的险境。曾国藩替他担心不已,写信劝他暂时后退,以求稳妥之策。但是曾国荃却认为:“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丝毫没有退兵的念头。曾国藩准备派李鸿章部前去援助,也遭到他的拒绝。他开始在天京城外深挖壕沟,广筑防御工事,并结合水师,全力出击,靠2万军队击退了号称20万的太平军援部。曾国藩见他打了胜仗,又赶快劝其趁好即收,撤兵天京,以保全功业。此时已觉胜券在握的曾国荃力排众议云:“贼(指太平军)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向荣)、和公(和春)正以退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何芜湖之能保?况贼乌合无纪律,岂可见其众而自怯?”他还谢绝了白齐文指挥下的“常胜军”的支援。
是时江南流行瘟疫,曾国荃军中也开始蔓延,湘军元气大伤。1863年能够连战连捷,几年夺下天京城外所有的战略据点,都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战绩”。到了1864年2月,曾部已将天京合围,7月19日午后,曾国荃的心腹、亡命徒李臣典点燃埋在天京城墙下面的三万斤火药,一时间“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圻之声。墙垣二十馀丈随烟直上……”,天京陷落。
湘军入城后,在曾国荃纵容下,肆意践踏妇女,屠杀无辜百姓,到处挖掘窑藏,掠夺财宝。湘军所为,令人发指。曾国荃所得金银细软、稀世珍宝盈筐满箱,难计其数,其贪婪残暴之名于是遍闻天下。民间流传曾国荃的吉字营湘军掳掠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一时间,长江上成百上千艘舟船,满载这些财宝驶向湖南。在城市被洗劫一空后,为了消赃隐罪,他还纵兵放火烧房,使天京城顿成一片火海,破坏极为严重。曾国荃还命令湘勇把洪秀全的尸首挖出,拖到长江边上浇油烧掉,然后将骨灰填进火炮,点烧引信,打到江中。接着斩杀被俘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福王洪仁达(洪秀全二哥),并大肆杀戮无抵抗能力的太平军。
攻下天京后,清廷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但曾国荃并没有青云直上,反倒受到官绅的非议和清廷的追究。一是因为当时朝廷财政困难,都指望夺取太平天国的国库来救济,而他却报告洪秀全圣库已经没有金银,拒缴所得窑金;二则是他谎报洪秀全之子洪天贵已死,其实正是他的疏忽,才使他们得以脱身。曾国藩当然要比其弟深思熟虑得多,也更谙熟为臣之道。他急忙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请求将九弟开缺回籍。 曾国荃开缺回籍后,心绪不佳,不久得了一场大病,直到1866年才奉清廷之谕,起任湖北巡抚、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在任山西巡抚期间,正逢晋地久旱无雨,赤地千里,曾国荃多方措款、筹粮,办理救灾度荒事宜竭尽全力。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曾专门修建生祠,以纪念他。
光绪三年(1877),曾国荃来山西上任。那一年,正是华北、华东、西北九省发生罕见灾荒之年(时称“丁丑奇荒”)的第二年。
“丁丑奇荒”,起于光绪二年(1876),止于光绪四年(1878),山西等一部分地区拖到光绪五年(1879)。灾害蔓延北方九省,受灾人口多达两亿。直接饿死及无力掩埋人畜尸体引起的大瘟疫夺去的人命达1300万!其中山西省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还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真可谓是“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
是年(1877)的大致情形是:农田颗粒无收,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把树叶野草都吃光了。旱情不断发展,可食之物罄尽,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九个省份遭灾,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直隶五省是重灾区,山西最严重,到处都有人吃人的现象。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妇女或孩子活活杀死吃掉的。
就在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时,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2000张,命他数日内离京赴任。五月,朝廷一次给山西的灾民划拨了20万两赈灾银,令曾国荃采买粮食,运往山西赈济。从此之后,朝廷中枢开始大规模的赈济灾民。
曾国荃起程奔赴山西之际,清政府已经下令:允许各省开设捐局。所以,曾国荃到山西时,手里已经拿上了户部发放的两千张空白“鬻爵”文本,可以筹措款项了。自此,山西得到清政府的多项赈灾政策,不能不说与曾国荃有关。
史料记载:当年8月,同样灾荒的河南、山西两省,其得到的赈灾救济是不一样的。山西其时已经得到了国家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救济银两。同时,朝廷又把八万多石粮食给了山西,给河南的仅仅是四万多石。除了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之外,山西还得到李鸿章筹措的十万两银子。之后,朝廷又拨了二十万两赈银,而且又明确:七成归山西,三成归河南。几天之后,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清政府认识到河南的灾情也一样厉害,而给山西的赈银似乎还不足以体恤民艰,所以就改为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不再分配,全部划给山西,另外追加二十万两拨给河南。由此,曾国荃与山西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与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巨子接下了不解之缘。现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许多地方留下了曾国荃的足迹;而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大户,许多院落甚至留下了曾国荃的墨宝。
光绪五年(1879)。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请示重修山西通志,获准后即下全省修志檄文,设馆聘人,展开工作。曾国荃离任后,几任巡抚对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山西通志》遂于光绪十八年(1892)付梓。 李鸿章送挽联称他:“易名兼胡、左两公,十六言天语殊褒,恩数更惊棠棣并;伤逝与彭、杨一岁,二三子辈流向尽,英才尤痛竹林贤。”清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评议曰:“中兴拨乱,忠襄之勋烂焉。”
与彭玉麟的恩怨:彭玉麟、曾国荃,一个是湘军水师最重要的将领,一个是湘军陆师最重要的将领。在威名赫赫的湘军中,两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按理说,两人在曾国藩的领导下,应该和衷共济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刚直著称的彭玉麟曾经三次请求曾国藩诛杀其老弟曾国荃,给曾国藩造成过巨大的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