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5-16
大明王朝海外扩张事业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马六甲王国"。在郑和船队抵达马六甲之前,被迫从淡马锡搬迁至马六甲的拜里米苏拉,仍不得不向泰国的大城王朝纳贡称臣。也许有一天,马六甲王国能够摆脱暹罗人的控制,但不要忘记,南边还有爪哇人的满者伯夷帝国,在虎视眈眈呢。
以大明王朝和郑和船队的实力来说,是完全有能力重塑南洋地缘政治结构平衡的。顺势给旧港的华人领袖,册封一个"宣慰司"的头衔就是这一能力的体现。不过"旧港宣慰司"一类机构的设定,并不表明苏门答腊等地,曾经在明朝时成为了中央帝国的殖民地。在羁縻化外之地时,类似头衔更多只是在彰显中央之国的中心地位。维持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使之为影响自己的利益,才是大明王朝的统治者所希望做的。这种想法与后来大英帝国,在欧洲维持"大陆平衡政策"的出发点类同。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博弈理论:参与博弈者越多,彼此间的牵制越大。反之,对于外部平衡者来说,恰恰又是最愿意看到被平衡板块碎片化的。为了做到这一点,英国人不愿意看到欧洲出现一个绝对的王者(更别说一体化了);中国人也同样不想看到,东南亚有一家独大情况出现。就马六甲这条关键水道来说,无论是归属了腹地在中南半岛的暹罗人(大城王朝),还是被统一了南洋诸岛的爪哇人(满者伯夷)所控制,都有可能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即使中国人主观上没有介入马六甲周边地区地缘矛盾的想法,仅仅是为南洋带去的贸易利好,也有可能打破地区平衡。换句话说,这种利好更加倾向于谁,就会助力其在地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这种情况下,抛开暹罗、爪哇两支业以坐大的势力,在二者之间扶植一个弱小的第三方,对维持地区平衡反而有利。最起码,在南北两面都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新生的马六甲王国会更愿意将自己的利益,与中国进行捆绑,或者说置于大明王朝的保护之下。
马六甲并非唯一的选择。没有选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其它城邦(或者部落国家),一定程度是因为马六甲王国统治者,与三佛齐王室之间的继承关系的。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合作,合作者本身的素质都非常重要。相比马六甲周边地区,大量存在的部落级别的政治体,源出三佛齐的马六甲王国,并不需要政治及商业理念的培养。简单点说,会更懂 游戏 规则。
穆斯林商团与马六甲王国之间初步形成的合作关系,或者说王国已初步带有的伊斯兰属性,是郑和选择马六甲王国作为合作对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抛开郑和本身信仰所带来的亲近感不说,在信仰佛教的暹罗人,与以印度教信仰为主的爪哇人之间,插入一个以伊斯兰信仰为基础的国家,将从结构上阻止三方融合,避免一方做大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今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大体也是呈现如此平衡泰势。试想一下,如果马六甲海峡整体置于泰国或者印尼的国土范围内,将对马六甲海峡及整个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可供参照的例子,是将整个黑海-地中海通道,打上"土耳其海峡"标签的土耳其。对这条重要水道的控制,保证了土耳其即使在奥斯曼帝国没落之后,仍然能够在西半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土耳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还体现在其宗教上的伊斯兰信仰,与政治上世俗化(或者说西方化)的双重属性。这使得土耳其人客观上,有机会承担连接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使命,并从中为自己获利。当然,这种"蝙蝠"的身份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即有机会左右逢源,亦有可能里外不是人。两种属性中的某一种一旦过于强势,不仅可能会造成内部分裂,更有可能引发外部的不安。
15世纪初的马六甲王国,所承担的正是这样一个纽带的角色。对于郑和所代表的中央之国海洋势力来说,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穆斯林已经在马六甲海峡以西的整个"西洋"(印度洋)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南洋周边地区,穆斯林商人的渗透工作,也绝不比中国人差。甚至出现,中国移民皈依伊斯兰信仰的情况(反向则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海外启用"中国穆斯林",还是扶植马六甲王国这样的伊斯兰信仰国家,都能够让穆斯林商业力量,将大明王朝视为一个战略合作者,而不是一个竞争者来加以排斥。
马六甲的综合优势,使之成为了郑和船队在南洋最重要的海外基地。郑和船队不仅协助马六甲兴建港口、城寨,还将此地作为中国使团和货物的集散之处。也就是说,大明王朝的使者,以及带往南洋进行交易的货物,会先在马六甲停、贮,然后再分别前往周边地区。一旦外交和贸易任务完成,分散出去的使团也是回到马六甲集合。
这一举措,不仅使得马六甲一跃成为了整个东南亚的贸易中心,更为之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利好。脱离暹罗控制立国,便是这一利好的初步体现。当然,能做到这一切的前提,一定是主动表示加入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并频繁入贡以示好大明王朝的统治者("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 为了维持这种有利于中国的平衡,大明王朝甚至数次在暹罗人进犯马六甲时,要求暹罗保持克制,不要做打破平衡之举。
借助大明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大势,在15世纪的上半叶,马六甲不仅控制了马来半岛南部,还跨越海峡,控制了相对应苏门达腊岛海岸线(今印尼廖内省地区)。也就是说,这个瓶颈型海峡最重要的东部"瓶颈"部分,尽为被明朝称为"满剌加"(马六甲)的王国所有。然而,因为郑和船队在海外布局时,重用中国穆斯林,及与满剌加这样伊斯兰色彩国家交好,就认为郑和是在假公济私的传教,也是有失偏颇的。上述做法,更多是基于国家利益,及当地的局势而因势利导罢了。
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体现在对锡兰的外交态度上。作为印度洋上另一个重要的航线节点,郑和本人曾经六次到访这个僧伽罗人(佛教徒)主导的锡兰岛,甚至曾经在第三次远洋之时,开启过一场战争,并俘虏了对郑和船队不太友好的斯里兰卡国王。
以明史的记载来说,郑和锡兰之战的原因,与陈祖义被剿灭的原因一样,都是图谋郑和船队所携带的货物。至于这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们更关注的,是由此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在锡兰显示强大武力之后,郑和并没有试图在岛上扶植一个伊斯兰政权,而是希望以"佛教"信仰为连接点,取得彼此的共识(被俘的国王后来也被放归回国)。今天斯里兰卡的土地上可以看到,记录郑和布施岛上佛寺等行为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事实上,尽管郑和出使西洋之举,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包括马六甲王国在内的南洋国家传播,但南洋真正大量出现政教合一的"苏丹国"性质国家,却都是在郑和身死,明朝不再向海外彰显强大武力之后。比如满剌加真正变成政教合一的"马六甲苏丹国",并跨越海峡进入苏门答腊岛的时间,是在15世纪中期。
限制满剌加的扩张规模,也能够体现出明朝平衡外交的特点。马六甲苏丹国在做大之后,无论是从政治、商业角度,还是身为三佛齐王室后裔的角度,都希望能够顺势得到由"旧港宣慰司"控制的,以巨港、占碑为中心的三佛齐故地。只是能不能做到这点,绝不仅仅是个实力问题。
尽管郑和的逝去,意味着中央帝国在海上强势扩张时代的过去,但大明王朝在南洋布设的朝贡体系架构依然存在。马六甲苏丹国如果想"拿回"华人管理的三佛齐故地,政治上也必须得到中央帝国的同意。要知道,即使不考虑外交和军事上的风险,贸然开罪中央帝国,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也是无法承受的。
最终大明王朝并没有满足满剌加对旧港的野望,虽然在位的"旧港宣慰司",看起来应该是个中国穆斯林。顺便说下,之前被封为"旧港宣慰使"(对外自称"三佛齐国王")的施进卿,已于17年前故去,接替执政的,是其次女施二姐。政权交替过程中,其长子施济孙与其妹妹之间,曾进行过激烈的权力斗争,并各自寻求包括明朝在内的外交支持。这种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之争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探讨施二姐身份才更有地缘意义。
施二姐能够在旧港上位成功,是源于马来世界当时还不那么高的文明层级。简单点说,就是马来世界当时还有很大成分的母系 社会 遗风,对女性掌权一事本身,并没有中国或者伊斯兰世界那么敏感。即使在今天,马来地区内部还有不少地区、民族,有着显著母系制文化特点(比如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
公元1440年,独木难支的旧港宣慰司或者说三佛齐故地,重新归入了满都伯夷帝国的统治范围。施二姐也率众移居爪哇岛,以避免在这个敏感之地成为博弈的牺牲品。随着马六甲苏丹国的强势崛起。为了更好的争夺贸易资源,南洋的人口中心——爪哇岛也在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掀起了伊斯兰化浪潮,并迫使满者伯夷帝国的印度教统治者,逐渐将势力范围退缩至东爪哇地区(直至灭亡)。今天以 旅游 热点闻名于世的巴厘岛,则成为了满者伯夷/印度教文化的最后遗存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爪哇岛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除了来自马六甲的穆斯林商人以外,移居爪哇的中国穆斯林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种选择也不难理解,在中央帝国重回闭关自守的状态后。原本更愿意突出"中国"属性的天朝弃民们,客观上势必会突出他们的穆斯林属性,并最终在周边地区完成伊斯兰化后的彻底融入。换句话说,现在无论在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纯粹从血统上追溯的话,是很难追溯到郑和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