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8-28
汉代是我国文学从自发到自觉的过渡时期。当时虽还没有形成后世关于“文学”的观念，但却已把诗赋作为一个门类，并把《诗经》作为楷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评《离骚》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在汉代文学中一向并不显得重要的诗歌创作，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乐府民歌的长期影响与社会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初步兴盛的局面。四言是《诗经》的主体，也可以说是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诗歌的主体。但从东汉时期起，四言诗在诗歌中的主体地位就逐渐被五言诗所取代。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体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东汉王朝继续设立乐府，采集民间诗歌。一般认为现存汉代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乐府机构所采集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收入了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东汉乐府民歌中整齐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上也越来越高。在东汉乐府诗中，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五言诗的出现，可以大略看出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和文人在民歌基础上的改造与提高，说明乐府诗的创作开始受到文人的重视。
东汉前期，楚歌已逐渐退出诗歌舞台，但还有个别作品值得重视，如梁鸿的《五噫歌》。此后，以班固的《咏史》诗为代表，标志着五言诗正式登上了文人诗坛，开始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东汉中后期文人诗歌的内容，一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和反传统精神，一方面非常注重抒情，而歌功颂德之风已消歇。在抒情方面，东汉中后期的文人诗广泛地歌咏了夫妇或恋人相思离别之情、朋友之情、游子思乡之情，尤其是对于生命短促的感伤和短暂人生的欲望，开拓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特别是感慨人生的主题，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成为诗歌的中心主题。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东汉后期文人的五言诗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虽然这个时期的文人诗歌还不足以取代辞赋的主流地位，但至少已经显示了这样的趋势，因而为魏晋时期以五言诗为主体的文人诗歌的高度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我国古代叙事诗的代表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这两首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很大影响。《孔雀东南飞》全诗长达353句、1765字，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后人把《孔雀东南飞》与北朝的《木兰诗》及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
《古诗十九首》这一组诗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标志着汉代文人五言诗发展的新阶段。就诗歌的语言技巧、反映的生活状况、表达的思想情调来看，其作者当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文学素养的文人。在东汉中后期统治思想崩溃、社会动荡不宁的时代，一向以皓首穷经、报效国家为目标的文士们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他们面临着人生巨大的痛苦和困惑。从西汉初年以来诗歌中反复咏唱的对于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进一步成为当时诗歌的中心主题。以感伤悲哀为基调，《古诗十九首》抒写了闺怨、友情、相思、怀乡、游宦、行役等内容。作为汉代五言诗的代表性作品，《古诗十九首》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在先秦两汉是以民歌为主，到魏晋以后则以诗人的个人创作为主，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恰好是两者之间的过渡。
梁鸿(约25—约104)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是东汉初的隐士。他的《五噫歌》是一首大胆批判现实的优秀作品。这首诗通过宫室崔嵬的帝京与劬劳未央的人民的鲜明对比，直接对帝王提出指斥。诗中很特别地连用五个感叹词“噫”句，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在当时文人的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敢于写这样的诗，显示了诗人的勇气。这首诗以它独特的形式和深刻的内容而流传后世。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是东汉时期著名是史学家、文学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后汉书·班彪列传》)可见班固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诗歌教育。他的《两都赋》风格典雅和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他有一首五言《咏史》诗，歌咏西汉文帝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语言质朴，叙述简洁。诗人在叙述中表现出了冷静理智的成分，体现出文人诗歌的特点，对后来诗歌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后世盛行的“咏史”题材，也以此为起点。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五言诗，但由于其作者身份特殊，如《和项王歌》的作者虞姬是项羽的宠妃，《怨歌行》的作者是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因此，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独创的五言诗。《古文苑》所载班固的《竹扇赋》，由二句一转韵的十二句七言句构成，实际上可以视为一首完整的准七言诗。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以知识广博著称。其赋今存《思玄赋》、《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等，尤以《二京赋》著称。其《归田赋》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作为东汉中期最杰出的诗人，张衡写出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存第一首独立的完整的七言诗——《四愁诗》。《四愁诗》全诗共四节，受《诗经》中民歌重章叠唱手法的影响，每一节略作变化，语言也比较质朴，具有浓厚的民歌风格。虽然它的个别句子有脱胎于楚歌的痕迹，但它在七言诗发展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如其第一节：“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诗中主人公向四面八方寻找自己的所爱，却一再遭受挫折，因而心怀忧愁，表现出对美好爱情的深沉思慕，与《诗经·蒹葭》相似，风格婉转动人。这是第一次用来写情爱题材的七言诗，尚留有骚体的痕迹，七言句式语调委婉悠长的特点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对以后文人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文选》选入此诗。张衡在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同声歌》是班固之后的又一首完整保存至今的文人五言诗，而且语言技巧更为成熟。全诗内容如下：“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这首诗以新婚女子口吻大胆述说新婚生活的快乐，可以说是第一首正面反映男欢女爱的五言诗。其中“思为苑蒻席”以下四句想象奇特，历来受到人们喜爱。这首诗是古代情爱题材作品中的名篇，历来受到诗人、学者的重视。张衡的诗作所存虽不多，但描写男女情爱的特色却很突出。除以上例子外，《思玄赋》、《舞赋》和《定情斌》所附的四言诗或楚歌，都有语言清新典丽、抒情委婉动人的特点。张衡在各种诗歌中都引入了男女情爱的内容，引起了东汉以后文人诗风的重大改变，促进了五、七言诗的成熟，对古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蔡邕(139—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曾仕为左中郎将，故又称“蔡中郎”。他是东汉后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是东汉后期成就最突出的辞赋作家。文章清丽典雅，开创了一代文风。他的《翠鸟诗》，以翠鸟为象征，表达自己遭受迫害后得到友人庇护的感激之情，也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名作。他的赋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有《述行赋》和《青衣赋》，残存的则有十余篇。题材相当广泛，篇幅似乎都不是很长。他的《述行赋》作于桓帝延熹二年，蔡邕当时二十七岁，被迫应召入京，未至而归。文中不但就沿途所见发生联想，借古刺今，更从正面发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鲁迅在《题未定草》中说，必须看了《述行赋》，才能明白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这种直面现实的态度，对后来的建安文学产生一定影响。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中，王粲、阮瑀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儿，他们都写有深切反映当时社会残酷状况的诗歌，这应当与蔡邕的教育影响有很大关系。他的《青衣赋》则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在赋中极写奴婢的美貌和对她的思慕，是在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文学题材，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赋末一节采用四言诗的形式描写对恋人的思念，意境优美，尤为出色：“明月昭昭，当我户牖，条风狎猎，吹予床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涯。思尔念尔，惄焉且饥。”《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和乐府古辞中的《伤歌行》都有类似描写，从中可以看出东汉后期的辞赋与诗歌相互影响的痕迹。他的仅存残文的《协和婚赋》、《检逸赋》写男女之情大胆直露。前者中如“粉黛弛落，发乱钗脱”之句，后者中如“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君”之句，其大胆的程度都是以前的辞赋中未有的，可与张衡的《同声歌》相媲美，对六朝宫体文学的出现有一定影响。作为东汉后期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蔡邕的诗赋创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东汉桓帝时出现了秦嘉夫妇相互赠答的诗篇，其中透露出当时妇女接受诗歌教育的情况。夫妇以诗相赠，并能流传下来，都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秦嘉写了三首五言体《赠妇诗》据自序说：“嘉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瘳还家，不获面辞，赠诗云尔。”徐淑的《答秦嘉诗》曰：“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能写出这样的诗歌，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那是无法想象的。
蔡琰(约177-?)字文姬，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女诗人。她是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很高修养。《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传》载其“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她一生遭遇坎坷，初嫁卫氏，夫死归宁，在战乱中被乱军掳走，流落南匈奴，后被曹操赎回。今传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五言《悲愤诗》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自传体长篇叙事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从虞姬、戚夫人、班婕妤、刘细君、王昭君到徐淑、蔡琰，女子作诗在汉代似乎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些例子表明，在两汉时期，至少在中上层社会，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家塾教育，因而，她们才能写出文采灿烂、语言优美的诗赋作品。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夸赞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真实地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东汉儒学和文学的发展，与教育的初步繁荣是密切相关的。作为西汉的延续，东汉继承了西汉的教育制度，但是学校规模更加庞大，受教育者更加广泛。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兴建太学。汉明帝刘庄曾亲自到太学行礼讲经。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汉质帝时，洛阳太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人。许多儒家学者的私学门徒在千人以上，如蔡弦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著录弟子上万人。这进一步表明汉代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士人阶层的壮大。
以“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依然是官学和私学必学内容。因古代印刷业不发达，读书必须靠人工抄写，抄来抄去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经书文字的现象。因此，汉灵帝熹平四年，著名学者蔡邕、杨赐、马日磾等建议，将儒家经文刻制成石经，供学官们正定校勘，作为向太学生讲授的标准经本。后世称为“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共刻《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凡六十四石，计200910字。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历时九年才制作完成，立于洛阳太学门前。《后汉书·蔡邕列传》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这部石经刻成后不久，董卓毁坏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屡遭破坏，至唐贞观初，几乎毁坏殆尽。《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熹平石经》与三国魏正始年间刻制的《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2年刻制的《开成石经》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经。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是汉代成就最大的经学家，是汉代讲经注经的集大成者，号称“郑学”。他一生不曾为官，将毕生精力完全付诸经学研究和教育活动中。郑玄拜师求学时间之长在古代学者中是很罕见的。据《后汉书·郑玄传》，他少即好学，进入太学学习《韩诗》等儒家经书。后从师马融，专攻古文经学。三年学成之后，郑玄又游学近二十载，始归乡里聚徒讲学，弟子多至千人。他继承其师马融的学说，广采众言而又有自己的见解，在其经注中力求采纳各家之长。郑玄注释经书时摒弃了逐字逐句解说的章句形式，注释简明扼要，便于学习掌握。因此，郑玄的经学一时压倒了其他各家经说，很快得到社会的推崇，尤其是苦于浩繁章句之学和深严门户之见的儒生纷纷改宗郑学。
郑玄学习《诗经》，起初是学《韩诗》，后来又师从马融学习《毛诗》，他认为《毛诗》比《韩诗》好，就以《毛诗》为底本作注，基本上舍弃了《韩诗》之说。郑玄在注释《诗经》时，不囿于门户之见，虽以《毛诗》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学说。他的《毛诗笺》、《毛诗谱》是后世学习《诗经》的重要教材。《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两个婢女的问和答分别引用了《诗经》里的句子，“胡为乎泥中”一句出自《诗经·邶风·式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出自《诗经·邶风·柏舟》。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郑玄家里的婢女对《诗经》非常熟悉，能不假思索，随口而出，而且对答十分巧妙。其诗歌修养之高令学者惊叹，因此被作为风雅之事流传下来。郑玄开展诗歌教育的显著成效于此可见一斑。
《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些与诗歌教育有关的情况。如《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后汉书·马援传·马严》载，马严之子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上层社会的官宦子弟往往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邓禹“年十三能诵诗”、马续“十六治《诗》”就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成效。
东汉时期的学者也采用韵文形式编写了新的蒙学识字教材，如班固的《十三章》、贾鲂的《滂喜篇》、蔡邕的《劝学篇》。班固的《十三章》每章60字，共780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说：“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历来都认为这句话中的“臣”是班固自称，他作的《十三章》应当是《训篡篇》的续写。贾鲂的《滂喜篇》被晋代学者与闾里书师的《仓颉篇》、扬雄的《训篡篇》合称为《三仓》。《三仓》以《仓颉篇》55章为上卷，《训篡篇》34章为中卷，《滂喜篇》34章为下卷，是我国最早的丛书，可惜已亡失。蔡邕的《劝学篇》多为四字句，内容侧重学习态度等思想教育。如“人无贵贱，道在则尊。”此书对后世影响较大，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较流行的童蒙教材。
东汉时期，民谣十分盛行，往往反映了民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后汉书·五行志一·谣条》载：“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些歌谣往往尖锐地讽刺丑恶的社会现象，成为人民揭示社会本质、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再如讽刺“举荐”制度的一首歌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东汉末年的黄巾军首领张角曾利用民谣来宣传民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歌谣在当时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他发动起义的口号。可见，歌谣的影响力十分强大，教育作用非常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