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克里木召开同盟国最高军事会议，讨论对德、日最后决战问题，决定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消灭侵驻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
日伪当局预感到末日来临，颁布《战时刑法》，规定3人以上不准集会，4管收音机不准收听。在日本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下，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爱国蒙古族官兵、学生们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秘密、稳妥地进行着。伪康德10年(1943年)8月，在打入伪满洲国军界、时任伪军校蒙古族军事教官、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参谋处长阿思根家召开第一次秘密会议。伪军校第八至十二期毕业生元丹桑布、那顺陶克陶、何俊杰、阿民、义都、阿其、乌力吉，兴安学院学生孟根巴根、育成学院学生包彦满都乎等9人参加。阿思根赞扬大家为民族解放而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提醒大家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要懂斗争策略，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注意克服年青人的急躁情绪，等待时机，完成大业。第一次秘密会议后，大家经常秘密互通情报，鼓舞斗志。
第二次秘密会议，于伪康德11年(1944年)10月9日深夜，借王爷庙成吉思汗庙(座落在乌兰浩特市北罕山顶)落成典礼之机，在蒙古族青年军官胡额斯图家召开。王海山、都固尔扎布等20多名蒙古族青年军官参加。会上，打入伪满洲国政界，时任伪兴安总省参事官哈丰阿讲了话，他说：“蒙古民族要取得解放，必须有一支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武装力量。因此，大家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可靠的武装部队，以便时机一到立即举行武装暴动，对日本侵略者作战”。会后，大家分头在各部队中秘密串联，积极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第三次秘密会议，于1945年7月1日在蒙古族青年军官杨古扎木苏家进行。是日，伪军校第十二期连长达斡尔族青年军官王海山上尉、生徒队队长、蒙古族青年军官都固尔扎布上尉报请伪军校当局批准，为军校第一期生死难者举行追悼会，在校生和各期毕业生均派代表参加。为不引起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特邀请顾问金川耕作大佐参加悼念活动。是日午夜，王海山、都固尔扎布以欢送杨古扎木苏受命赴唐山铁血部队任职为名，秘密通知双宝、鄂荣彬、杨古扎木苏、白明儒、额勒伯克图、乌力吉陶克陶等伪军校第一期毕业的8名蒙古青年军官分别从不同方向秘密汇聚到杨古扎木苏家。会上，大家认为，德国法西斯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德战争已结束，苏联对日宣战在即。在这种有利形势下，我们要尽快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自治自决，使蒙古民族获得彻底解放，得到复兴和发展。会议决定：如果日伪当局在伪军校或其它伪军中动手搞“整肃”，迫害蒙古族兄弟，就在王爷庙街(乌兰浩特市)举行武装暴动，拉起队伍，上山打游击，等待苏联红军；如果日伪当局暂不动手，则等苏联对日宣战后发动兵变，迎接苏联红军。然后作了明确分工：王海山、都固尔扎布负责伪军校；双宝、鄂荣斌负责伪第五三部队(亦称868部队、满洲第二游击队，官兵800人，隶属日本关东军情报局)；额勒伯克图负责伪兴安第二师；杨古扎木苏到铁血部队后，寻机与八路军联系，接受指示。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年。但一个多月后，却突然发生一件预想不到的事。8月4日，生徒队队长都固尔扎布上尉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到伪军校本部报到，原任职务由日本军官但野上尉接任。在校部，日本副官长笠田少校命令都固尔扎布：“你守电话，不准离开”。8月5日上午，都固尔扎布奉命随干事服部少将骑马到日本关东军王爷庙特务机关，见里里外外布满了日本宪兵、特务，气氛十分紧张。走进特务机关长办公室，都固尔扎布与金川耕作大佐打过招呼后转身欲退出，金川耕作制止说：“不要走了，枪已经打响了，仗也打起来了，已有什么秘密了”。随即命令：“都固尔扎布你从现在起不要离这，随我行动”。都固尔扎布顿时心头一震，意识到自己已被怀疑、被控制了。但他仍很镇定，以十分恳切的表情请示说：“我把家属安排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城里”。金川耕作犹豫了一下，勉强同意了，但限定日落前返回。都固尔扎布侥幸脱身后，立即到伪军校找王海山上尉，发现王海山被日本军官牵制住，没联络上。都固尔扎布心急如焚，终于在下午4时许找到本科二年级区队长郝永芳中尉，急切地对他说：“我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监视起来了，没办法跟生徒队走，参与杀死日本军官举事。日落后，日本特务机关肯定要抓我，我不能再露面了。请转告王海山连长和其他蒙古族军官，无论如何要在到葛根庙前动手，否则来不及了”。说罢，都固尔扎布秘密躲进部下田仓上士家的粮仓里，躲过日本宪兵、特务的搜捕。郝永芳迅速设法将都固尔扎布的境遇和建议向王海山报告。王海山听罢，感到形势严竣而又紧迫，顿时萌生了在伪军校就地发动兵变的念头。但冷静思考后，看到军校学生年龄小，没有战斗力，准备工作尚不够充分，加之目睹一个营日本关东军刚刚开进王爷庙街，为避免损失，不宜行动。王海山与伪军校区队长、达斡尔族青年军官鄂秀峰和郝永芳等人秘密研究决定，待撤退途中再相机行事。
“八·一一”正义枪声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
1945年8月8日深夜，苏联飞机飞到王爷庙上空撒传单，拾到传单的同学，看到传单纸上用汉字写着：希望反对侵略和压迫的人们，要同我们合作，加速日军的灭亡！
是日，伪军校干事服部少将召集全校日伪军官集体到校内“神社”参拜，祈求平安。然后命令全校师生在校内挖战壕和对空射击工事，并在校部办公大楼上架起数挺机关枪，妄图就地抗击苏军。校部的日本文职人员手忙脚乱地焚烧文件、档案、教材，烧了一整天。
8月9日凌晨0时10分至11时，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二方面军，从中国东北地区的西、北、东三个方向，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式进攻。
是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号召：“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8月10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全面反攻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大举进军东北，全国人民包括内蒙古各族人民纷纷响应，向日本侵略者发起进攻。
是日上午，伪军校干事服部少将奉顾问金川耕作大佐之命，召集全校日伪军官下达撤退命令，由服部少将、校长乌尔金上将统一指挥，行军序列分四个梯队，伪军官兵、学生共600余人。第一梯队，由宫本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二、三年级学生组成；第二梯队，由管原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一年级、二年级学生组成；第三梯队，由大谷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四年级学生，予科一年级和本科一年级学生组成；第四梯队，由吉川中校指挥，梯队由生徒队本部和本科二年级学生组成。每个学生只带三八式步枪一支，子弹200发、水壶、饭盒等，其它衣物统统弃置学校。
是日，大雨倾盆。下午4时始，各梯队间隔1个小时相继冒雨出发，向郑家屯方向撤退。此时，伪军校大门上的日本太阳旗和红黄蓝白黑象征五族共和的伪满洲国国旗已被狂风暴雨撕成碎布片，残缺不全的垂下头。嵌在校部大楼正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伪满洲国国徽已被拆掉。伪兴安总省政府、省警务厅等日伪机关大楼在苏军飞机的轰炸下燃起熊熊大火。日伪军、警、宪、特人员及机关职员和家属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仓惶逃窜。
是日夜，伪军校第二梯队撤退到西科前旗吉尔沁艾里宿营，随队撤退的王海山紧急召集白明儒、郝永芳、巴音图、那达那、包壮卿、包旺扎布等各连蒙古族军官秘密商议，准备在此动手。但看到梯队管原少校等日本军官戒备有加，抱着机枪躲进一家地主大院里，院墙很高，加之夜黑如墨，雨又下个不停，行动不便。因此决定明日拂晓到葛根庙(内蒙古著名藏传佛教寺庙之一，位于科尔沁右翼前旗葛根庙镇)以枪声为行动信号，举行武装起义。这一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秘密传达到各梯队的起义行动骨干。各梯队挑选年龄比较大、比较勇敢的学生为阻击手，分别指定射杀的日本军官。
8月11日拂晓，雨过天晴。各梯队相继撤退到葛根庙陶赖图山北坡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伪军校本部军士高生嘎飞马向王海山报告：“第四梯队一、二、三区区队长鄂秀峰、包壮卿、郝永芳指挥何俊杰、包荣吉、乌鹤龄等阻击手将生徒队队长吉川中校、连长安腾上尉和奥土中尉等日本军官全部干掉”。王海山听罢，立即命令阻击手将管原少校等日本军官击毙。与此同时，第三梯队区队长那达那、前卫排长巴音图、前卫班长布和指挥轻机枪手阿古达木和都古尔扎布用刺刀将日本“酒保”少校刺死，令武恩启等阻击手将大谷少校等3名日本军官击毙。第一梯队区队长平安、敖荣祥和学生海香涛将宫本少校打死。
至此，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武装起义宣告胜利成功。在一片欢呼声中，王海山命令起义官兵、学生撕掉伪军帽徽、领章、肩章，向大家宣布：“今天我们杀死日本军官举行武装起义，蒙古民族自治自决的时候到了，我们从此再也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歧视了。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复兴，我们要团结起来干革命”。他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爱护老百姓。
9月初，经苏联红军驻王爷庙城防司令巴巴罗夫中校同意，王海山率领起义部队回到王爷庙街，组建民警大队。由苏军城防司令部给每人佩发红底黄字袖章(印有俄文、意为人民警察)和武器弹药，配合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势力，维护城区治安，防治鼠疫 。10月初，改编为警备总队。1946年1月，东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后，改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一师，划归中共西满军区领导和指挥。起义官兵大部分编入师属各骑兵团。同年5月25日，改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一师。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王爷庙街召开。5月1日，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骑兵一师胜利完成大会的保卫任务，并接受了以乌兰夫主席为首的自治政府成员、全体与会代表和来宾的检阅。1948年1月，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列入东北野战军序列，奉命参加了伟大的战略决战“辽沈战役”。数千名蒙古族官兵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纵横驰骋，奋战沙场，英勇杀敌，为民族解放，为全中国的解放创立了丰功伟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