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危机
唐朝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开元后期，唐玄宗开始不愿过问政事，只想安逸享乐。天宝二年（743年），他纳杨玉环为妃后，更是专以声色自娱，大肆挥霍，生活糜烂。在玄宗后期，政治腐败，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奸佞之人相继当权。他们随意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使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
天宝八年因均田制的崩溃停止征发府兵，原来作为补充方式的募兵制多了起来。募集的多是兵油子，镇守京师的长从宿卫、彍骑多为市井无赖，腐化无战斗力；戍边的卫士称长征健儿、长从兵，战斗力强，却掌握在军将手中，不听朝廷调遣。原来府兵制下精兵多集中在关中，"内重外轻"；此时精兵集中在外地，"内轻外重"，威胁朝廷安全。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
北方生产在大受摧残，田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许多州县成为废墟。唐朝从此由强盛转向衰落。
藩镇割据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添了许多节度使，而节度使管辖的地区称为"藩镇"，唐朝中央政府本以为，可以通过藩镇来平定一些叛乱，不料藩镇就是导致唐朝混乱乃至灭亡的总根源。唐代藩镇割据与动乱的历史，是从安史之乱以后开始，所谓"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藩镇割据造成了中央政府实际管辖地区的缩小，吐蕃(7世纪)、回鹘(7世纪)、西夏(11世纪)等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吐蕃甚至与中原汉族政权发生过对立冲突，使得陇西一带丧失大半。淮西久为吴元济所据，是以"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唐宪宗初年宰相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中，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造成税户比天宝年间减少四分之三，对唐朝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郑白渠在秦汉时共溉田45000顷，唐代宗大历年间仍可达6000余顷，然而到宋初仅灌2000顷。方回《瀛奎律髓》称:"想天宝，至德以至大历之乱，不忍读也。"而藩镇之内，征兵重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自陕以西，民力伤残，人不聊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盖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
宦官专权
宦官专权几乎贯穿了唐朝的中后期，一批批的宦官逼宫弑帝，专权横行，无恶不作。自号称“欺压皇上的老奴”李辅国始，继而有逼宫弑帝的俱文珍与王守澄、经历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人称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以及唐昭宗时的权阉杨复恭、刘季述等人。这些人个个都是生前显赫无比，死后臭名昭著的大宦官。在唐朝中后期，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国策的制定，朝臣的任免，皇帝的废立，几乎都有宦官把持。
“黄王起兵，本为百姓”
唐朝后期，战争不断，经济政治衰退，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爆发唐末农民战争，经过黄巢的打击，唐朝统治名存实亡。可以这样说，黄巢起义瓦解了唐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