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接受中华文化甚早。传说在公元前11世纪商朝贵族箕子东渡，便为朝鲜带来了最早的文明，近代朝鲜儒学者柳麟锡曾谓：“朝鲜始国于唐尧之世，有与于涂山之会。而及箕子来君，则以叙九畴之见，有设八条之教，为辟小中华。” 到了唐朝前期的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政权开始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穿唐服，行唐礼，“以夷易华”。 而后新罗在唐朝的协助下统一半岛，此后中国文化正式成为了朝鲜半岛的主流文化。而朝鲜半岛之称为“小中华”，则是滥觞于11世纪后期的高丽文宗时期。据史料记载，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高丽文宗三十年），高丽文宗派遣使臣到北宋朝贡，“宋以本国为文物礼乐之邦，待之浸厚，题使臣下马所曰‘小中华之馆’” ；1080年（宋神宗元丰三年，高丽文宗三十四年），高丽使臣朴寅亮、金觐所作诗文为宋人称赞，将二人诗文刊行为《小华集》。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小中华”最早是中国人赠与高丽国的美称。但是，这些记载难以在中国史料中得到印证，并且中国历代绝少称朝鲜半岛为“小中华”，而仍将其视为东夷，所以有学者怀疑这是高丽人建构出来的记忆而非真实发生过的事实。 也有可能是双方重视程度不同，宋人只是随口称高丽为小中华，而高丽却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并引以为傲。不管怎样，朝鲜半岛以“小中华”自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小中华思想发轫于高丽王朝，并非偶然。除了吸收中国文化到了一定高度以外，高丽对北边契丹、女真等“蛮夷”民族所产生的文化优越感也是重要条件。高丽太祖王建临终遗言《十训要》中便说：“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契丹乃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后来的高丽仁宗亦曾下诏强调要“景行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 在这种情况下，高丽不可能自归夷狄，而是开始寻求“小中华”这种新的国家定位。高丽后期诗人李奎报写道：“万国森罗数幅笺，三韩隈若一微块。观者莫小之，我眼谓差大。今古才贤衮衮生，较之中夏毋多愧。有人曰国无则非，胡戎虽大犹如芥。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 从中可见“小中华”在高丽人心目中反映的是针对“胡戎”的民族自尊心和效仿中国的文化自豪感。不过总体来说，高丽时期的“小中华”仅限于一种荣耀性的称呼，而尚未发展为高丽人的普遍认同。 17世纪，女真（后来的满洲）兴起于中国东北地区，建立后金政权（后改国号为“大清”），于1627年和1636年两度入侵朝鲜，使朝鲜变成清朝的属国。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清朝逐渐统一了中国。朝鲜人对此感慨道：“天运如此，中华之礼乐文物将复入腥膻矣！” 尽管入清以后的朝鲜仍然奉行事大主义，表面上尊清朝为“天朝”，但内心却将清朝视为夷狄，严华夷之辨，由此带来了小中华思想的空前膨胀。这一时期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思想具体表现为“尊周大义”和北伐论，最早由朝鲜孝宗和宋时烈君臣倡导，并成为了此后朝鲜的主流思想。这种思想一方面体现的是尊明贬清，朝鲜自明朝灭亡后仍普遍使用崇祯纪年，“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 ，朝鲜肃宗修建“大报坛”、朝鲜儒林修建“万东庙”，都用以祭祀明朝皇帝，来表达对明朝的感激与怀念，同时又无比鄙视满清，认为是“凶奴之入处中华” 的非正统政权，朝鲜孝宗甚至打算出兵北伐，反清复明，在朝鲜士林间掀起了“北伐论”，后来北伐计划因孝宗去世而作罢，但“北伐论”却一直持续下去；另一方面，朝鲜认为清军入关以后，中国已亡，特别是汉人遭剃发易服而沦为蛮夷，朝鲜才是明朝正统和中国文明的继承者，声称“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朴趾源也说：“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 。环东土数千里画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室尤存于鸭水以东也”。 朝鲜英祖将朝鲜定位为“一隅青邱，大明犹在”、“皇朝日月，我东大明” ，朝鲜正祖也指出：“今天下皆左衽，惟我东有中华之仪章”。 （不过根据明代朝鲜诸多使臣的《朝天录》显示，到了明中后期，朝鲜使臣们认为明朝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加上阳明学挑战朱子学等现象，是虚有其表的“中华”，故已萌生对明优越感，认为朝鲜才是真正的“中华” ，但真正意义上朝鲜以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自居的意识还是出现在清军入关以后）
这一时期的小中华思想使朝鲜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进一步提升，部分朝鲜士人已不局限于“小中华”的表述，而认为朝鲜就是“中华”，如李种徽表示朝鲜人本为“殷人”，朝鲜本是“东夏” ，金履安则说朝鲜也是中国，只是过去由于先王的慎重而自居东夷，当前中国已沦为夷狄，故“当今之世，不归我中华而谁也？” 尹愭则认为朝鲜疆域最大，“而惟此环东土数千里疆域，独保崇祯后日月，则其山川之秀丽，风俗之美好，殆同金瓯之无一欠缺，宛然有大明天地之气象矣，此岂非宇宙间好个大疆域耶？”他又说：“然则昔日东方之称小中华者，以其有大中华也。而今其‘大’者，非复旧时疆域矣，地维沦陷，山川变易，曾无一片读春秋之地。而吾东方三百六十州之疆域，盖无非中华之衣冠谣俗，则优优乎大哉，奚可以‘小’云乎哉？” 18世纪以后，随着实学思想的兴起，朝鲜对清朝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主张学习清朝的“北学派”开始形成，一度膨胀的小中华思想也逐渐低落。小中华思想使当时的朝鲜人夜郎自大，认为本国才代表中国文化而最为优越，他们不但鄙视清朝，也鄙视地域甚至民族层面的中国。 北学派思想家朴齐家形容当时朝鲜“下士见五谷则问中国之有无，中士以文章不如我也，上士谓中国无理学” ，朴趾源则讽刺朝鲜人“独以一撮之结（发髻），自贤天下曰：今之中国，非古之中国也。其山川则罪之以腥膻，其人民则辱之以犬羊，其言语则诬之以侏离，并与其中国固有之良法美制而攘斥之”。 北学派人士朴趾源、朴齐家、洪大容、李德懋等大都有出使清朝的经历，他们亲眼目睹了康乾盛世下清朝繁盛的景象，又注意到了小中华思想已严重阻碍朝鲜与清朝的文化交流，因此开始着手尝试为小中华思想“降温”，号召朝鲜学习清朝。朴趾源指出一直被朝鲜鄙视的满清占领中原后，依旧沿袭 “ 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之良法美制”，具有“中华可尊之实”，实在不可“攘”之，而应学之 ；朴齐家也指出，“凡尽我国之长技，不过为中国之一物，则其比方较计者，已是不自量之甚者矣。” 所以他说：“尊周自尊周也，夷狄自夷狄也，夫周之与夷必有分焉，则未闻以夷之猾夏，而并与周之旧而攘夷也。” 将满清政权与中国相剥离，批评尊周大义妨碍吸收中国文化。洪大容更是提出了“华夷一也”的观点，认为中华和夷狄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朝鲜没有必要追求“中华”的地位，所以他反复强调“我东之为夷，地界然矣，亦何必讳哉？”“我东之慕效中国，忘其为夷也久矣”。 这些主张对朝鲜思想界产生较大影响，再加上朝鲜正祖对实学的容纳态度以及其他朝鲜使臣源源不断地报告满人和清朝的汉化，使朝鲜上下对清朝的看法发生较大改观，小中华思想逐渐降温。到了19世纪以后，朝鲜更是默认清朝为中国正统，并心甘情愿地做清朝的属国了。比如很多人都注意到朝鲜出使中国的记录由明代多以“朝天”冠名到清代多以“燕行”冠名，但到了朝鲜高宗以后又出现了《朝天日记》（张锡骏著）、《观华志》（李承五著）等将满清称为“天”、“华”的名称，反映出了朝鲜对中国态度的某种回归趋势。
朝鲜的小中华思想虽然有所褪色，但并不代表朝鲜不再以小中华自居；而且主张尊周大义和北伐论的朝鲜士人虽然势力下降，但仍然存在，到朝鲜日治时期还有家谱用崇祯年号。19世纪以后，朝鲜学者吴庆元编《小华外史》、李恒老编《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这些私撰史书都反映出强烈的小中华思想及尊周大义，因而小中华思想得以在朝鲜继续存在下去。
19世纪以后，朝鲜的小中华思想已不如17、18世纪那般膨胀，主要是由于对清朝态度的变化。但随着西方列强及日本的入侵，小中华思想又有所抬头，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阶段的小中华思想主要表现为卫正斥邪思想。卫正斥邪思想产生于西洋天主教冲击朝鲜之际，1801年“辛酉邪狱”时，国王所颁之讨邪教文便站在“小中华”的高度痛斥天主教说：“讵意极西方阴沴之气，闯入小中华礼义之邦。所事者蛇神牛鬼，敢欲滓秽太清；其说则地狱天堂，几至诳惑半世”。 由此可见，朝鲜的小中华思想发展到19世纪，已演变为声讨“邪教”而保卫“正学”了，不再针对清朝。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势力武力入侵朝鲜，卫正斥邪思想开始高涨，而其领军人则是李恒老（号华西）。李恒老及其创立的“华西学派”是朝鲜最后的“尊周大义”原教旨主义者，对近代朝鲜影响很大。而卫正斥邪思想并不独属华西学派，而是当时大部分朝鲜儒生的共识，只是华西学派最为突出而已。“卫正斥邪”与“文明开化”则并列为朝鲜近代史的两大思潮。
李恒老认为朝鲜是中华，满清是夷狄，而西洋则是禽兽，因此华夷之辨的主要矛盾由满清转移到西洋，他指出“西洋乱道最为可忧，天地间一脉阳气在吾东，若并此被坏，天心岂忍如此。吾人正当为天地立心，以明此道，汲汲如救焚，国之存亡犹是第二事” ，也就是说他的卫正斥邪思想的核心并非是朝鲜的存亡，而在于保全中国文化，以免使人类化为禽兽。他的弟子崔益铉则在面临日本入侵的情况下，进一步将此理论发挥为“倭洋一体论”，认为日本也是禽兽。他指出“清人志在帝中国而抚四海，故犹能略效中国之伯主，假借仁义之近似，则是止夷狄耳。夷狄，人也。故即不问道理如何，若能以小事人，则彼此交好，式至于今。虽有不惬彼意者，有宽恕之量而无侵虐之患。至若彼贼（指日本），徒知货色，而无复毫分人理，则直是禽兽而已。” 后来崔益铉又谴责道：“自开化以后，尽革先王之法制，一从倭贼之指挥，使中华（指朝鲜）为夷狄，人类为禽兽，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之大变也！” 华西学派以外的朝鲜儒生也极其恐惧西洋和日本，1881年以黄遵宪《朝鲜策略》的传入为契机引发了儒生上疏运动，成为开港以后卫正斥邪思想的总爆发。在“岭南万人疏”中，朝鲜儒生们声称如果要像《朝鲜策略》中说的那样与日本、美国修好，那么“臣等宁蹈海而死耳，不忍与禽兽犬羊杂处苟活也。人鬼判于今日，华夷决于此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朝鲜策略》是清人所作，但这些“卫正斥邪”的儒生上疏中几乎没有攻击清朝之句，反而以清朝为中国，并称之为“服事三百年”之“上国”，可见此时的小中华思想已与之前有很大不同。 甲午战争以后，反日义兵运动在朝鲜半岛兴起，义兵檄文中大量使用“小中华”的称呼，其中以柳麟锡为代表。柳麟锡是华西学派的嫡系传人，他起兵反日为的不是保朝鲜，而是“保华脉”，以“尊华攘夷”为目标。他在义兵运动被镇压后逃亡中国境内，曾发表以下一段言论：“今朝鲜至罔极，而硕果见食矣。呜呼！未知天心之为如何而然也。然天有不息之道，阳无可尽之理，剥尽而复生，自然也。剥尽于小中华，其将返本还原，复生于大中华。至于为雷声喷两间，朱光遍九宇，既复大中华，又将东渐而复小中华如前乎！是吾所深望也。” 也就是说，他将“小中华”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大中华”的复兴上，柳麟锡可以说是朝鲜最后一位小中华思想原教旨主义者。
然而，开港以后，随着国际公法理念和主权国家思想传入朝鲜，朝鲜的民族主义逐渐形成，小中华思想作为事大主义和慕华思想的产物也被历史所淘汰。比如在1897年朝鲜高宗称帝之际，一些朝鲜士人以“我国受命，号称小华”“承大明之统绪” 为由劝进，而另一些儒士如柳麟锡、崔益铉则以朝鲜为明朝藩臣为由反对称帝，正反双方都是以小中华思想为依据的。高宗最后仍然称帝并采用了明朝礼仪，但其实不过是借用了小中华思想，而且在登基诏书中也以檀箕为正统而非中国，故其国号为“大韩”而非“中华”，可见小中华思想已不再是官方提倡的语境了。尽管到1907年还有朝鲜人以“圣人之徒、大明遗民”标榜 ，但朝鲜的主流是急速朝民族主义方向发展，小中华思想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