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哲学”一词的意义，本就是由西方所定义。 Φιλοσοφία (Philosophia) 是距今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人创造的术语，是对基本和普遍之问题的研究。而“哲”字在中国的使用，也是一段悠久的历史。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哲”或“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者，即西方近似“哲学家”“思想家”之谓。经过多年来学术界的讨论，已经基本认定，中国存在传统的哲学。一般认为中国哲学起源东周、先秦诸子时期，以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及晚期的法家为主要代表。
有趣的是，孔子与柏拉图生活于同一时代，即公元前450年左右。而中西方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基础差异，导致两位思想家所代表的思想体系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
众所周知，希腊哲学体系大概将哲学分为三大部分，即：
我们可以发现，魏晋所谓玄学，宋明所谓道学，清所谓义理之学，与上述西方哲学所研究的对象颇为相近。我们姑且将其定义为“中国哲学”。
然而纵观西方哲学史，西方的正统哲学家大都继承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系统化，而中国的哲学发展并无此种系统性。且中国哲学的发展一如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所谓“科学”，但却有相当的“技术”，如农垦节气、火药司南等。中国古代更加注重实用性而不注重抽象研究。这也导致了“理论科学”这一类精致却不实用的知识得不到重视。中国哲学在上述三大部分均有研究，但亦有区别。西方哲学在柏拉图后旨在“求真”，而中国的玄学、道学和义理之学旨在“求善”。也就是说，西方哲学注重“是什么”“为什么”，而中国哲学注重“怎么做”。
另一方面，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哲学家大多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著述，而留于书本的哲学理念显然更有据可循，同时逻辑性更完善；而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更追求于身体力行地证明自己的理论。正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多数的普通思想家，或称读书人，首选“立言”，却不能达到哲学所要求的层次；而真正有哲学思想的思想家，却更愿意追求“立功”甚至“立德”。
所以，既然中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相近，只是在细节和方向上有所分别，我们便以此来定义本篇所研究的“中国哲学”。所谓中国哲学，即中国的某种学问或其某些部分，可以满足西方哲学对哲学的定义的；而中国哲学家，即产生、研究和著述中国哲学的思想家。
本篇中，我们忽略两者之间的以上种种区别，在此基础上，对近代及之前的中西哲学的普遍观点和论调进行比较和讨论。
西方哲学对宇宙的探讨由来已久。自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以后有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爱利亚学派等自然哲学家就已经开始思考自然的本质。然而由于对物质的变化和不变的思考中产生了矛盾，早期古希腊哲学一直没有真正完善的本体论出现，就过渡到了智者时期。
西方哲学真正的本体论，是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之后，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他们的思想一脉相承，却又有所区别：柏拉图将思维与存在、普遍与个别进行了二元分割，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理念和实体的统一。
而中国哲学中，关于世界的本质问题在子学时代（春秋、先秦）并无定论，但依然有着唯心主义的影子。《书》曰：
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之种种制度、世界之种种现象，皆以为系天所定，且先有制度与道，后才有万物与其运行。及至宋代，朱熹总结并命名了这种规则，即“理”：
由此观之，中西哲学似乎在互不相通的两个世界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然而，虽然同为唯心主义，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来由和表现。中国哲学家谈道也好，说理也罢，从根本上来说是源自自身内心的原始体验，是基于自身对宇宙的感受而进行的思考，即所谓“诚意尽心”。而西方哲学家则将宇宙本体托于社会、普遍认知乃至于神灵，更期望得到一种能以语言规范来进行讨论并得到普遍共识的效果。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家认为，所谓“道”或“理”，所谓宇宙之本体，所谓“天”，只要对宇宙进行细腻的感悟，便可“尽心知性而知天”。“得道”是一种不能亦不足与外人所道的个人阅历、修为，只要能够理解宇宙，便无所谓将这种本体和元称为什么，无所谓如何理解——重要的是，掌握了宇宙的规律，产生了对宇宙本体的印象。西方哲学家则不同，他们将对宇宙本体的理解进行书面表述，并对所述经验进行反复推理，以达到逻辑和认识上无懈可击的“真理”。
然而事实上，程朱理学自宋朝起，开始了对中国哲学长达七百余年的统治。其后的王阳明穷其一生，也没能以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取代理学。
反观西方哲学，由于其“求真”的思想影响，哲学家对世界本质的思考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