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现代社会的参与型政治文化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层面,没有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立,就没有民主政治的发展。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论析现代社会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希望大家喜欢。
论文关键词:参与化;公民文化;公民资格;中国参与型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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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伴随着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而逐渐形成的,阿尔蒙德所指出的融合了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公民文化正是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理想土壤。西方公民文化传统中,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呈现出二元对峙,而社群主义和公民资格理论的崛起正是应对了自由主义公民观的现代性危机。虽然论战双方还没有一个输赢结果,但最终受益的是整个政治文化理论界,也为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的心理层面,按照G. A阿尔蒙德的著名定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所谓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从而充分表达自身意愿的过程,它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发展,它意味着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的心理方面,即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生活的心理层面的各种态度,它们是内化于政治人的能力和属性,亦即人的素质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内容,因此它是一种潜在的、不成文和隐性的文化。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参与化
政治文化的发展集中表现在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西方著名学者亨廷顿和阿尔蒙德等,将政治文化发展归纳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而根据马克思主义主体发展理论推导出的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也与所谓世俗化的内容大体一致。政治组织原本是“人类适应外在和内在环境的最重要方式”,是人类所创造的客体之一。古典美德政治赋予政治生活以最高的道德目标,神学政治将之贵族化,政治生活只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同平民百姓、凡夫俗子毫无关系。当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形态过渡,政治领域的“祛魅”使笼罩其上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人们开始把政治生活看成生活方式的一种,尤其是看成谋取和保护个人利益的工具。“世俗化意味着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角色定位标准的深层变迁,如果说传统社会人们是以笼统的标准观察客观事物,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那么在文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人们能够以明确的、中立的方式观察事物,在评价和录用社会角色的过程中,现代世俗文化注重的是个人的成就,而非世袭门第。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同时也带来了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参与型政治文化意味着公民开始把自己看作现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他们相信自己的政治能力。在传统社会中,个人与政治国家密不可分,他们是政治社会中的组成部分,大部分个人都是消极的服从者,而不是独立的个体。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使个人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双重身份,“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现代社会的个人具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和改变政治生活的运行,以获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治结果,于是他们逐渐转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这些都源于政治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以及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所指出的“如果说现代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政治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在世界上所以的新兴国家中,普通民众与政治有关这一信仰—即他们在政治制度里应该是一名被卷人其中的参与者—流传甚广。那些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广大民众集团正在要求参与政治制度。因此,如今不承认对这一目标承担义务的政治精英已寥寥无几了。”正是鉴于这种趋势的普遍性,德将这一参与型政治文化称为“世界的政治文化”。
但是这种参与占主导的政治生活形象的变化只是在整体趋势上参与的加强,当这种政治文化的演进落实到某个政治个体时,则并不必然造成参与的结果。政治生活大体上依然存在三种不同层次的参与者,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各不相同,与政治的距离也有远有近,大体而言,他们是远离政治的个体,顺从政治的个体和积极参与政治的个体。这种多元混合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真实地存在于每个国家。
公民文化的类型
阿尔蒙德和伏巴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中,以“政治参与”为观察和比较的重点,分析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参与者文化: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公民政治文化。村民政治文化所描述的是传统社会中,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的重叠,村民对政治体系没有明确的意识,但对共同体具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没有形成调节他们与政治体系关系的规范和标准;臣民政治文化则是指对政治体系采取一种被动关系,只与政治体系的输出有密切关系,而没有积极的参与进去;公民政治文化存在于较为发达的社会,公民积极的参与政治生活,视自己为政治生活的积极成员,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有明确的意识,在任何层次上都存在对政治体系的评价和批评。
公民文化既不是传统的文化,也不是纯理性的现代工业文化,而是一种将传统和现代完全融合的文化。它是“以沟通和说服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文化,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是允许变革但要渐进性变革的文化”。传统成分与现代成分在政治文化中的有机结合和平衡协调,将促进政治制度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但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一样,既可能导致政治参与,也可能导致政治不参与,例如,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公民,对政治象征具有强烈的情感,他们不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是出于这种情感的驱使而投身政治;现代文化使公民将参与政治与其他活动作理性的利益比较,也同样有可能做出不参与的抉择。因此传统与现代,参与和疏远,积极与消极同时存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它们之间的平衡协调,有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以上三种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划分只是理论上的理想模式,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文化中,都能发现至少三种参与者的存在,他们构成了政治参与的基本状态,并且任何一种参与者都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因此,任何一种政治体系的文化都是混合体,“公民文化是一种公民、臣民和村民的混合”。
西方公民文化的演进,经历了从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的共和主义公民文化,到中世纪的贵族共和主义公民文化,最后发展成为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过程。古典城邦共和国的积极公民(“天生的政治动物”)最终被市民社会的消极公民所取代,贡斯当(B. Constant)把古代希腊罗马公民的“政治自由”与现代公民的“个人自由”区分为“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从而揭示了共和主义公民文化与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基本歧异。他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作为公民的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其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而在现代人中,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其在公共事务中则仅仅是表面的和有限的主权者。因此,古代人的自由,旨在于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而现代人的自由,则旨在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二与此类似的区分,还有伯林(I. berlin )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哈贝马斯(( J. Habermas)所谓的“公域自主”与“私域自主”等等。
每一种历史形态的公民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色,他们各自与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因素的发展状况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共和主义的公民文化与自由主义的公民文化在政治参与这个问题上,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者建基于集体主义,强调城邦公民或者贵族精英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平等而积极地参与,而后者则更多的崇尚私人领域免于强制的自由权利,注重多元价值和制度规范。因此,二者的确具有不同的特殊困境,一是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从而忽视了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其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 overpoliticization;另一个困境在于个人主义带来的社会生活的“过度私人化” overprivatization,由于社会国家的巨型化,导致了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政治,在政治行为上表现为疏远和漠不关心,由于商业的发达,人们更多地忙碌于物质追求,醉心于丰富绚烂的私人生活,从而社会团结也遭受相当的危机。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的个体天生就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选择远离,选择将全部生命投入到丰富多彩的私人生活当中,哈贝马斯称这种现象为“公民的私人化症状”。由于个人获得了决定对政治生活采取何种态度的自由权利,“他们都不必然是政治动物,纵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他们也不需要关心这个社会的政治,不需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也不需要珍重社会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
社群主义与公民资格理论的挑战
当代社群主义的兴起正是回应了自由主义的公共性危机,它常常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其中心论断是:共同体的价值在各种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中,或者在自由主义社会的公共文化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他们认为就算不把对共同体的考虑置于自由和平等之前,也有必要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自由主义也对此作出了两种回应:一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这本身是一种对自主的信奉的撤退;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希望通过构建共同的民族身份、民族语言来形成维系公民的参与和国家的团结。参与型民主正是致力于通过对差异性的商议(即积极的政治参与形式之一)来建构社会团结的新纽带,重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可见,当代社会的参与危机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也是所有政治理论都必须正视的一个挑战。
社群主义实际上是共和主义的积极公民传统在当代世界的回响。在政治参与问题上,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依然徘徊在共和主义的公民文化观与自由主义的公民文化观的二元框架之内,一个强调积极的政治参与,一个则保护私人生活的自由。社群主义一直试图论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已经不能解释或维系共同情感、共同身份以及任何可行的政治共同体都需要的边界,不过这不但没有走出反而强化了消极公民与积极公民的二元对峙,它只是试图解释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公民观无法维系共同情感、共同身份以及任何可行的政治共同体所需要的边界。那么,两种自由是否非此即彼的.关系呢?
关于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贡斯当对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由最初公民政治参与激情高涨到后来人人厌恶政治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强调: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须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共权力,那么归根结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塑造该国公民的一种群体性知性素质而奠定该民族的光荣和昌盛。因此,所谓私人生活的自由与政治参与的自由,在贡斯当看来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
晚近公民资格理论的出现,就是立足于超越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对立,试图把自由主义的正义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在一起亡为了克服‘、公民的私人化症状”,公民共和主义内部的两大阵营:“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和主义”者坚信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因而贬低私人生活的价值,但是这种观点难以被大多数人接受;另外一个阵营则承认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对政治天生就缺乏兴趣,所以要对积极公民资格的要求予以限制以便容纳那些不同的优良生活观,他们把政治参与所需要的各种基本品德看作是维系正义制度的工具性手段。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公共生活以及对公民社会中对平等规范的支持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并致力于寻求培养公民品德的苗床,比如市场、公民社会的自发机构、家庭、学校等。
公民共和主义通过、公民资格”的理念试图把自由主义的正义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在一起,这也是对两种公民观的一种综合与超越。他们看到,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和稳定不仅依赖于基本制度和正义.而且依赖于民主制下的公民的素质和态度—譬如:他们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及为了使政治权威承担责任而参加政治活动的愿望等等。如果没有这些素质的公民的支撑,民主制将步履维艰甚至趋于动摇。如哈贝马斯所言,一只有在人民尽力支持的前提下,这样的宪政制度才有价值。
建构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演进,人们的政治观念和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化。公民自我意识在不断增强,自我价值实现意识同传统的民族整体自下而上发展的意识相结合,逐步增强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主人翁意识,更加关注国家、人民利益,也更关心政治,积极投身改革,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的全新格局。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基本上也体现了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参与化趋势。
现代公民的基本政治人格特征表现为:认同并效忠于狭小社区或政治共同体,个人作为国家或其他较大的政治共同体的一分子,具有归属感和责任感;对于政治系统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充分的感知,有较强的政治效力感。相信自己有改造或影响政治环境的能力,主动参与政治过程或介人政治活动:树立起以理性和绩能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合法性观点,期望以个人的后天能力和贡献为准则而非以个人先天的背景和属性来评价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具有较强的政治行为能力,了解政治理论且有政治实践经验,富有理性和怀疑和批判精神,对公共目标以及个人利益要求合理期望、相信他人、宽容歧异、与人合作、愿意妥协,重视公共利益、遵守法律规范、不盲目猜疑、不独断专行等政治道德修养。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是一个持久的过程,一旦在这一过程中堵养出具有上述人格特征的现代公民,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将由此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大体上存在“公民文化”所包含三种层次的参与者:第一,狭隘观念者:对政治体系所知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公民;第二,顺从参与者,也称被动型参与者:“‘已成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并对政治体系施加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第三,积极参与者:.‘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对社会的输入过程,也就是对那些促使他们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也就是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
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养的途径之一就是要逐渐消除狭隘观念者,积极培养顺从参与者,重视和正确引导积极参与者。存在一种否定、‘狭隘观念者”在政治参与中合法地位的倾向,并急切的希望能消除“狭隘观念者”。持此观点者认为,我们发展中国家急切地需要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因而必然产生与这种急切相对应的担忧—恐怕公民参与性的减低,恐怕冷漠情绪的蔓延会阻碍民主的发展:但是‘这不仅与.‘公民文化”本身应有之意相悖,而且从现实性上看也是比较理想化的。或许我们只能通过某些途径调整三者的比例,至于消除某一层次,可能会破坏“公民文化”的平衡性—非参与型政治取向与参与型政治取向构成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因为其中既有“政治的积极性、参与性和理性,但他们又因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狭隘的地方性价值的献身而得到了平衡”。另外,全民的政治参与也很难总是以制度化形式出现,因此更难控制和引导,会给政府工作带来新的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与西方国家参与型政治文化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公民参与危机源自于个人主义传统,是一种因社会生活的过度私人化而导致的低参与现象;那么,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问题,则是由前现代‘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在具有深厚专制主义和宗法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有“族民”、“子民”、“黎民”和“村民”而没有“公民”。建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是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步骤。由于中西政治文化的历史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和直接套用西方政治理论。
张明澎在《中国“政治人”》一书中,对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进行调查报告,调查内容包括政治观念(或曰政治参与态度)、政治知识和政治技术、以及政治参与经历。结果显示,中国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态度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敬而远之。也就是尊重政治,崇尚政治,对政治给予积极的价值评价,但同时又回避政治,不愿意参与政治,或者在不得已参与时采取不认真、敷衍的态度。“敬”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向来相信“性善”,对政治的“原始信念”就是把它看作是管理国家、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事业,不过在具体问题上,又倾向于将政治参与跟切身的物质利益相分离,因而往往采取“远之”的行为方式,体现出一种伦理型的政治参与观,而区别于西方的功利型政治参与观:虽然西方政治文化出于对人性的“幽暗意识”,进而把政治也看成是罪恶的、肮脏的,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又往往积极地投身其中,甚至会采取种种措施防止统治者将不正当的企图付诸实践。中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态度,造成了政治参与行为的两极化基本特征:一极是在非常时期的参与狂热,另一极是正常时期的参与冷漠。
现代政治学理论表明,稳定的民主制度的运作,需要的既不是狂热的参与,也不是参与的冷漠:它需要的是一种冷静的、有节制的、制度化的参与态度。这种理想的参与态度既不是来自以“扬善”为内核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它对人性的估计过于乐观和理想,对政府信任有余而监督不足;也不是来自典型的以’“抑恶”为内核的西方文化,它对人性的认识充满了“幽暗意识”,对政府怀疑有余而信任不足。培养公民参与的理想土壤应该是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结合—公民文化,同时政治参与还与公民的政治素质密切相关,这也是晚近公民资格理论所强调的内容。《中国“政治人”》对我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的平均得分为3. 3分(满分10分),大大低于民主国家公民素质标准5. 5分,而且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等原因导致了公民政治素质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更增加了情况的复杂性,可见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还很艰难。
另外,参与型政治文化还主要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媒体状况相关,与社会转型、教育水平、西方思想的传入、地理条件以及个人个性气质等相关。比如我们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且相当不平衡,政治制度缺乏实施性的具体项目等等。因此,要排除政治参与型文化塑造的不良制约因素还需要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配合发展,重视政治社会化对参与型政治文化的配合作用,培养具有理性、参与、开放等基本属性的现代公民和现代人。
拓展: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弗巴于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随后成为政治学的重要概念而被广泛使用。
阿尔蒙德和弗巴根据社会公众对社会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权威以及自己在体系的决策、执行中的作用等层面上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取向为标准,把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政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1)参与型政治文化,也称为公民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以及体系的输入方面和输出方面都有强烈而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并对自己作为政治体系成员的权利、能力、责任以及政治行为的效能具有积极的认识和较高的评价。在政治民主化水平较高的政治体系中相伴生的就是这种政治文化;(2)臣属型政治文化,也称为臣民文化,是指政治体系的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角色、结构、权威、规范以及自己在体系输出方面的责任等有较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而对于政治体系输出方面的取向以及社会成员作为政治参与者的自我取向却非常低,集权型政治体系中弥漫的都是这种臣属性政治文化;(3)狭隘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中权威、制度、规范等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处于十分模糊状态,人们没有影响政治决策及其实施的能力,如一些国家边远地区的村落中存在的政治文化就是狭隘型政治文化。 阿尔蒙德和弗巴认为,狭隘型政治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政治文化,是与传统的专制政治体系相伴生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也是一种较落后的政治文化,它往往是集权政治体系的政治心理基础;而参与型政治文化,则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这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既催生和促进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又有力地支撑着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 参与型政治文化有自己特定的规定性: (1)强调“理性的国家认同”。所谓理性的国家认同是指社会公众都自觉把国家团结和统一当作至高无上的价值追求,都自觉地遵守国家法律,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着强烈的义务感、责任感、使命感和效忠感。简言之,就是社会公众广泛具备“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法律高于一切、国家的统一高于一切”的自觉意识。 (2)强调“政权合法性来源于民主授权”。“主权在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石,认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人民的授予,民主选举是最佳的授予方式,只有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权才是合法的。这种政治理念是对传统“君权神授”观念、血缘世袭观念的彻底否定和批判,也是对“魅力权威”的合理扬弃。 (3)强调“理性的政治参与”。所谓理性的政治参与是指基于维护和实现公民利益为目的的、积极的、有序的政治参与。理性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理性的政治参与就没有政治民主。理性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越大,则政治民主化程度就越高。人们的理性政治参与行为是受正确的政治参与理念支配的,正确的政治参与理念越深入人心,则人们的理性政治参与程度越高,进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就越快。 (4)强调“开放、合作与宽容”的政治心态。这种政治心态是指政治活动过程中,在一个政治集团内部,或者一个政治集团对其他政治集团存在着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热情的而不是冷漠的、支持的而不是逃避的、宽容的而不是苛求的政治互信。这种政治互信对国家政治体系的安全运行与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缺少开放、合作和宽容的政治心态,可能造成政治个体或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猜忌、相互指责和相互误解,有可能演化成为激烈的政治矛盾或冲突,进而带来政治不稳定。 (5)强调“政治输入与政治输出并重”的价值取向。政治输入和政治输出是政治体系与环境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两个环节,输入主要是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要求和支持,而输出则主要包括政策制定、资源提取、产品分配、行为管制等。政治学家们研究发现,在传统政治形态中,人们关注政治输出远胜于政治输入,而在现代民主政治形态中,人们不仅关心政治输出,更关心政治输入。认为要推进政治民主化,就必须提高人们对政治输入的关注程度,确立起强烈的政治输入价值取向。 (6)强调“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是现代政治生活中被普遍尊重的价值准则,是人类先进的政治认识成果。社会公众只有正确认识、牢固树立、有效践行这些价值准则,才能促进政治文明的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