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02
>> 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 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
一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 大屠杀虽然被当做一种史无前例的恐怖，却是种族和宗教仇恨完全合乎逻辑的产物。
>> 人类行为中发现的任何道德本能都是社会的产物。一旦社会功能失调，道德本能就会分崩离析。
>> 社会约束的目标——因此还有现代文明的目标，它显然在于将规范的宏图拓展到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领域——是将道德的制约强加在原本就泛滥猖獗的自私自利和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动物性野蛮之上。
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
>> 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或者说我们喜欢这样想）的一个对立面。
>> 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大屠杀看成是对现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罕见而又重要并且可靠的检验。
>> 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
>> 行动的道德特征要么是不可见的，要么就是被精心掩盖了。
>> 大屠杀在技术和管理上的成功要部分地归功于娴熟地运用了现代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所提供的“道德催眠药”。
>> 大屠杀的主要教训是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批评并借此扩展文明化进程的理论模式，以涵盖文明化进程那种降低贬斥社会行动中的道德动机并使之丧失权威的趋向。
>> 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为标准，特别是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早已被认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大屠杀式的现象就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
二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 大屠杀是几个世纪以来宗教、经济、文化和民族仇恨发展史上一个蔚为奇观的顶峰。
>> 我们要做的不是探究个人心理的奥秘，而是要弄清能够产生这些其他因素的社会与政治机制，并检视这些机制同群际敌对疏远犹太人的一些独特之处。
>> 齐美尔所解释的，仪式性的制度化将冲突转变成了群体分化（sociation）和社会聚合的一个工具。
>> 陷入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方都将犹太人这个中间人看成是另一方的成员。
>> 犹太人的命运成了社会剧变波及的可怕范围的一个缩影。
>> 历史的讽刺将允许反现代主义的恐惧通过只有现代性才能挖掘的渠道和发展出来的形式得到消除。欧洲内部的恶魔将被技术、科学管理和国家集权——现代性所有的最高成就——的精密产品驱除。
>> 犹太人的经济主动性给已有的社会统治带来了危机，并打击了和已有的统治相辅相成的整个社会秩序。
>> 犹太人被视为一种粘性物质，它混淆了本应被分离的事物之间的界线，光滑了等级之梯使之可上下自如，熔化了所有的坚固之物并亵渎了所有的圣洁之物。
>> 民族的边界过于狭窄而无法限制他们，民族传统的视野也太狭隘而无法看清他们的一致性。
>> 通常，各民族既有自己所害怕的压迫它们的民族，也有它们所鄙视的被它们压迫的民族。很少有民族会热心地赋予其他民族与它们自己所要求的权利同等的权利。在民族自我生产还没有完成的混乱时期，民族的游戏已经成为了胜负所系的游戏；他人的主权成了对自己主权的一个攻击。一个民族的权利在另一个民族就是越轨、固执或者傲慢。
>> 走向现代性的途中，每一扇门在砰然关上时，犹太人的手指都正好放在了门缝上。他们伤痕累累地从把他们从犹太人隔离区解放的过程中走出来。他们是追求透明的世界中的不透明性，是渴望确定性的世界中的不确定性。他们的两腿跨在所有的屏障上，子弹从每一边都呼啸而过。实际上，概念中的犹太人已经被认定是渴求秩序和清晰的现代梦的“粘性物质”的原型，被认定是一切秩序的敌人：旧的、新的，尤其是渴望得到的。
>> 过去的公理和默认的假设，现在成了必须要去阐释和证明的事实；“事物的本质”深藏在表面上与它相悖的现象当中。
>> 人在出生时是一块白板、一个空箱，后来在文明化过程中，被遮盖和填满了，填充的是由共享的文化观念的平整压力所提供的东西。
>> 信仰转变的产品——宗教的或文化的——不是变化，而是品质的丧失。
>> 人就是他行动前的样子；无论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大致而言，这就是种族主义的哲学本质。
三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 种族主义就是在前现代或至少是不完全现代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彻头彻尾的现代武器。
>> 只有在一个有完美社会的设计并通过有计划且持续不懈的努力来实施这个设计的环境当中，种族主义才能盛行起来。
>> 纳粹的变革是社会工程规模浩宏的一次运动。
>>种族主义确实是与现代性的世界观和实践活动相共鸣的。
>> 科学活动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首要的，它应当充当一个力量强大的工具，以允许工具持有者改善现状，根据人类的计划和设计改造现实，并帮助推动这个工具达到自我完善。
>> 屠杀犹太人是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也是系统地利用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
>> 观望罪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哪怕罪恶最后受到了惩罚。
>> 癌症、害虫或野草是无法忏悔的。它们没有犯罪，它们只是按照他们的天性活着。也没有任何理由对它们进行惩罚。只是由于它们罪恶的天性，它们不得不被消灭。
>> 如果脱离了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社会秩序之人为性的信念、专家制度以及人类场景与互动的科学管理的实践活动，更是特别难或几乎不可能构想这样一个想法的是只有在现代性的发达国家才可能发生的事件。
>> 经过思想上的训练、宣传或洗脑，种族主义必定会把对犹太人的强烈憎恨和厌恶灌输给非犹太人群众，以至于无论他们何时何地遇到犹太人都会引发暴力事件。
>> 与大规模屠杀相伴的不是情绪的激越，而是死一般寂静的漠不关心。它不是公众所喜，而是公众的冷漠，这种冷漠“成为了无情地围在千千万万个脖子上的套索的一根加固绳。
>> 典型的现代社会设计和工程野心与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的集中相混合，构成了致命组合。
>> 将犹太人视为一支破坏秩序的力量，视为侵蚀所有同一性和威胁所有民族自决成就。
>> 不调和的对立群落；这种成见如同那种文化中其他被公认为是优越和可信赖的东西一样，早已沉积在高度权威的欧洲文化中并可以进行输入和输出处理。
>> 新闻传播得非常快也非常广，文化也早已成为没有边界的游戏。与其说现代反犹主义是文化沉淀的一个产物，倒不如说它为文化传播过程所支配，今天这种文化传播比以往任何。
>> 现代主要的反犹主义形式是理论的产物而不是基本经验的产物。
>> 复杂理论形式的反犹主义的真正作用与其说在于煽动群众的敌对行动的能力，倒不如说在于与社会工程设计和现代国家野心的独特联系上。现代西方国家趋向于撤消先前对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直接管理控制，趋向于多元化和市场导向的社会生活结构。
>> 大屠杀的可能性深植于现代文明的某些普遍特征之中；另一方面，大屠杀的实施是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特定的、但一点儿也不普遍的关系相关联的问题。
>> 大屠杀几乎没有改变此后我们的集体意识和自我理解的历史进程。它在我们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和历史趋势的印象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鲜明的印迹。
>> 大规模毁灭是敌对和压迫的极端形式，但不是所有压迫、集体仇恨和不公平的情况都和大屠杀“相像”。
>> 愤怒与狂暴作为群体灭绝的工具是极其原始和低效的。
>> 暴力从日常生活的视线中消失是现代权力集中和垄断趋势的又一体现；个体交往缺乏暴力是因为它显然受到了个体之外的力量的控制。
>> 对理性的崇拜被制度化成为现代的科学。
>> 文化熏陶出的对暴力的反感被证明在对付有组织的强制手段时不堪一击。
>> 文明无法保证它所形成的可怕力量被道德地使用。
>> 生命之价越攀越高，背叛之价则越跌越低。不可抵御的活下来的冲动把道德的审慎推到一边，随之而去的还有人的尊严。
>> 行动的组织越是理性，行为就越容易制造痛苦——而个人却保持着平静权力的多元主义和良知的权力。
>> 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的良药。
>> 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
七 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 科学实际就是一种禁止使用目的论词汇的语言游戏。
>> 涂尔干强调道德本质应该到它所表现的强制力量中去寻找，而不是到社会成员欲图满足自己需要的理性反应中去寻找；规范之所以是规范不是因为它适合被选来激发和保护成员们的利益，而是因为成员——通过学习，或者通过违犯后所招致的苦果——自己确信了它那带有强迫力的存在。
>> 任何道德体系都注定有利于社会的继续存在和一致性的维持，社会也通过社会化与惩罚性制裁来加强道德体系的约束力量。社会的绵延就是通过强加在社会成员自然的（非社会的、前社会的）取向之上的限制来获得并维持的：即强迫他们的行为不与保持社会团结的需要相冲突。
>> 所有的道德来源于社会；社会之外没有道德生活；最好把社会理解为一个生产道德的工厂；社会鼓励道德上有约束的行为，排斥、抑制或者阻止不道德行为。
>> 一旦去掉了社会强制，人类就将回复到社会力量已于其中摇摇晃晃地把人类举出来了的野蛮中去。
>> 社会化的进程在于操纵道德能力——而不在于生产道德能力。
>> 道德行为孕育于社会运作，并受到社会制度之运作的维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人性化的、道德化的机制。
八 事后的思考：理性与羞耻
>> 选取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