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城》以壮阔动人的画面，表现了一代返城知青虽失落而没有幻灭的历程，虽历难而未曾衰朽的青春，他们在新的环境里的奋争与寻觅。
从社会着眼
小说写返城兵团战士，主要有两方面的笔墨：一是从社会着眼，写“伤痕”，表现“文革”浩劫的余波，突出时代的悲剧。作品以“十年浩劫”结束不久，二十万知青离开北大荒，一夜之间大返城的躁动时期为背景，生动地表现了“上山下乡”悲剧虽已过去，但历史遗留在生活里的悲剧，却不可能一夜之间自行结束。
雪落无声的寂然城市，陡然间变得不安起来。下自邻里千家，上至市府官员，都卷入了命运交迭、心灵冲撞的情感漩涡。衣食住行、职业出路、生活位置、存在与希望，一时间成了人人关心、户户忧虑的大问题。不可能期冀有一支回天之手，翻掌之间，即可把一切安排停当。这批返城知青曾经过长期泣血流汗的艰苦奋斗，而今不但没有见到自己所期待的业绩，相反，连他们自身的位置和价值也淡化若无，他们已没有当年的虔诚和狂热，又不具备足以在社会上立足的资本。他们像虚幻飘渺的幽灵，回荡盘桓在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这是历史酿造的一杯苦酒，也是他们生存选择的前提。《雪城》就以业已结束的悲剧的追忆为前导，展开正在上演的悲剧的描述，既暗示着两者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暗示了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发展。
时代的背景上
二是在时代的背景上，表现知青们在为生计奔波的逆境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作品凝重深沉地开掘了一代青年走出历史性的灾难之后，心灵中保留着的美好因素，着力于灵魂拯救、温暖、沟通和理解的描绘，并赋予人物以强烈的英雄气概和人格力量。他们相濡以沫、相嘘以实的互助精神，他们百折不挠、顽强进取的生活态度，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纯洁的信念和纯真的爱情不惜付出巨大的牺牲，他们所特有的斗争方式，他们嘲弄邪恶的目光，这一切中，都蕴藏着热烈和真诚，令人心热、令人崇敬。可以看出，集体高于个人，道德先于需要的群体意识和伦理原则深入他们的魂髓，成为他们一切行动的准则，造就了他们不可淹没的英雄气概。
为“金嗓子”刘大文举办的街头演唱会，荡气回肠、慑人心魄。这些为了各自的衣食住行的最低生存需要而奔波的人，身上竟迸发出如此感人的光辉。从小说的悲剧意识的审美特征看，作品中的悲剧冲突是在善与恶的对立、善与善的矛盾、恶与恶的碰撞中，交织成一个多样性的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的。正因为如此，即使调动多种判断手段，也难以概括出哪一个或者哪一类人物，是善或者恶的纯粹代表。善与恶、崇高与卑下、正义与邪恶、高洁与平庸、理智与迷狂奇妙而矛盾地灌注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在不同情境中，显现出相去甚远，甚至截然对立的形态。
作品中悲怆与欢乐两种情绪的迸发，也没有哪一种情绪上升到主导地位，或下降到从属的位置。两种情绪相互交替，相互渗透，相互包容，贯穿首尾。
在表现这些相互交织着的矛盾关系的多层次和立体化构成中，在悲怆和欢乐两种情绪的文汇点上，展示人、历史和国家最终要摆脱两难选择，从沉沦走向澄明，体现了对人类可臻完美的坚定信念，从而使作品的悲剧的审美价值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小说以史家的笔墨，在几组人物的感情纠葛中，多层次地描绘当代青年群像，教导员姚玉慧的性格与情感是在“感情与道德”、“现实与未来”交结点上展现的。她是一个高干子女，在兵团是一个“有路线觉悟”的优秀代表，下乡后很快被提拔为教导员。她处处约束自己，显示自己的政治风度。返城后，虽然家中富裕，不愁吃穿，然而却为长期待业而苦闷，痛苦地感到青春的失去，她更看不起家人的庸俗，痛恨不正之风，大胆地揭露母亲搞的假考试招工把戏。在她的深层意识中，苦闷、迷惘与热烈的向往相抗争，传统的习惯与无视传统的力量相抗争，忠诚与虚假相抗争，最终她将从旧的习惯势力羁绊中解脱出来，走向新的生活。其他人物，如徐淑芳、郭立强、姚守义、刘大文、严晓东等也都刻画得各具特点。
结构特点
在结构上，小说运用了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反复交迭辉映的方法，别具匠心地安排了一种“板块组合”,故事看去似乎分散，但题旨贯通。七十万字的小说，自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返城知青高洁的道德风貌和集体主义精神，与他们在现实中的软弱无力，曾一再形成鲜明的对照，作品对于前者的推崇和强化，对于同代人的无保留的肯定，使作品在历史与道德的评判中有失偏颇，进而影响到作品的生活内涵。又如，小说在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北部生活方面开辟了新的领域，但一些不无偏颇的议论，存在着大于或脱离形象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