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祥的人物生平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6-06-02

2013年3月22日,社会各界人士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原航空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莫文祥同志。莫文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3月12日1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莫文祥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东渡运河,到夏津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在抗战形势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未满15岁的莫文祥毅然参加革命,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任通讯员、教导队学员。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任河北抗战学院十五大队一分队政治指导员。1939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后曾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巡视团副团长等职,随部队转战晋冀鲁豫边区,出生入死,经受了战火的锻炼与考验。
1945年10月,随部队进入东北地区,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干事。1946年3月起,先后任第四野战军军工部第三兵工厂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军工部五三兵工厂监委、副厂长。在艰苦的条件下,倾注心血发展军工生产,及时保障了军需,为东北人民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仍从事军工生产管理,历任沈阳五三工厂党委书记,一一一厂厂长,四一○厂(即新光、黎明、松陵机械厂)厂长、党委书记,致力于军工企业的生产与管理,努力使军工生产适应解放军装备正规化的需要,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1961年结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干部特别班。后任松陵机械厂厂长。1963年6月,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第二工业部部长。1964年9月,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68年11月,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入狱。1972年5月,任沈阳市革委会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兼国防工办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3月,任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1年9月,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4月,任航天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长期领导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战争年代,莫文祥同志不怕牺牲、不畏艰难,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身军工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五三工厂工作期间,团结带领全厂职工,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忘我拼搏,该厂被中央和全国总工会誉为“全国第一个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国有企业的先进企业”。
在沈阳航空发动机修理厂工作期间,他领导工厂完成了修理厂的改建工程,完成了新中国第一批航空喷气式发动机的修理任务,为抗美援朝和新中国的航空工业作出了贡献。
在兼任沈阳航空发动机修理厂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厂长期间,他积极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据航空工业局制订的“老厂创建新厂”和“一长双跨”的原则,统筹安排,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发扬顽强拼搏精神,边建厂边做生产准备,并抓紧开展零部件试制试验工作,使中国第一个喷气式发动机制造厂的建成和新发动机的试制成功,比国家原定计划提前了一年多。1956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全体职工发了贺电。
1961年2月任沈阳飞机厂厂长,他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班子成员一起,采取有力措施,狠抓产品质量整顿、队伍整顿、纪律整顿,扭转了企业管理的混乱局面,实现了优质产品成批出厂装备部队。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被关押三年多。但他坚持原则,坚定信念,英勇顽强,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1978年,获得彻底平反。
在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期间,他受部委托,率工作组进驻西安航空发动机厂,领导试制引进的涡扇9发动机,组织全国有关厂、所和院校的航空技术力量支援西安航空发动机厂进行联合攻关,使我国制造的第一台涡扇9发动机实现一次试车成功。为我国航空发动机的跨越式发展作出贡献。
在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航空工业部部长期间,他按照“科研先行、质量第一”和“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方针,以实现航空产品的“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为工作重点,开展了以加快产品更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全面整顿;建立了以承包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使企业由单纯生产型向科研、生产、经营型转变,全行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上缴利润总额“七五”期间是“六五”期间的4倍,科研生产出现新局面,为部队装备的更新换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他思想解放,积极开拓,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思广益,与班子成员一起适时地研究制定了开展对外开放工作的政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推动中国航空工业走上国际合作的道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歼7M飞机改装、中美合作装配MD82飞机、中国和巴基斯坦合作研制K8喷气教练机立项、歼10飞机以及“太行”发动机的研制立项等,为航空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他高度重视和支持航空工业系统沿海特区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召开党组会议专题研究沿海特区企业的发展问题。两次在中航技沿海特区企业工作会议上作指示,大力促进沿海特区企业和驻外机构的充实和加强,以此带动航空工业系统内的企业的改革开放。为我国航空工业企业逐渐从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并走向世界,倾注了精力和心血。
他坚决贯彻中央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在确保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同时,调整了产品结构,按照市场需求,领导开发了一系列的民品,其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逐年提高,使军工技术优势在振兴国民经济和科技进步中起到了作用,也为航空工业的后续发展积蓄了力量。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民用飞机也迎来了新机遇。运7飞机首次投入中国民航国内航线运营。运7、运8和运12飞机的研制生产进入新阶段。
他高度关注和支持航空工业三线企业的搬迁调整工作,经常不辞辛劳地奔波在各地,深入调研,并积极与国务院和地方有关部门领导沟通、协商,为三线企业搬迁及日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深得广大三线企业职工的爱戴。
他十分重视人才培养选拔工作,输送了一批年轻有为、德才兼备的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为国家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作出贡献。
在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他忠实履行职责,积极参加法律草案的审议,每年都多次带队进行执法检查;深入企业调研,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脱困献计献策,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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