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传——《明史》卷二八八
【说明】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历官轮输林院偏修、湖广副使、湖广学政、太常卿、礼部左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
董其昌是晚明著名书画家。他的书法，初学米芾，后又学唐人，上溯魏晋，形成自己的独特书风。他的书法作品，秀丽超逸，布局疏宕有致，对明末清初的书坛影响很大。书迹存世很多刻帖有《小玉烟堂帖》、《汲古堂帖》、《书种堂帖》、《来仲楼法帖》、《世春堂帖》等。著名的作品有《邵康节无名公使并程朱赞》、《孝经》、《书古人侍》、《传赞》等。他的绘画，擅长山水，学董源、巨然、黄公望、仉赞等，不重写实，画风清润明秀。在绘画上标榜士气，把古代山水画家分为南北宗，推崇南宗，贬袱工递继郛荒店维锭哩抑北派，这是一种偏见。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
在于董其昌书画名重，求书画者很多，他常常请人代笔，因而存世的伪作甚多。在当时同以书法著名的人有：华亭人莫如忠、莫是龙父子、临邑人邢侗及其妹慈静、顺天人米万钟、晋江人张瑞图等人，附于《董其昌传》后，今一并译出。董其昌，字玄宰，是松江府华亭县人。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改为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教习庶吉士，死于任所，董其昌请假，奔走数千里路，把田一俊的灵柩护送回乡安葬。回来以后被任为编修官。皇帝的长子就学读书，董其昌充任讲官，他在讲书中借史事随时对他进行启发诱导，皇长子不时报以会心的一瞥。
由于董其昌未按执政大臣的意志行事，被外任为湖广副使董其昌称病回乡。后来起用，官得原职，提督湖广学政。因他不徇私情开后门，受到有权势人的怨恨，他们唆使数百个生儒闹事，捣毁了他的衙门。董其昌当即上奏朝廷，请求离职，皇帝不允许，下令有关部门对闹事的生儒审查处治，董其昌终于辞职回乡。朝廷起用他为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他都不去上任。光宗即位后，问道：“原来的讲官董其昌先生现在哪里？”于是朝廷征召他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
天启二年，提升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当时修撰《神宗实录》，派他去南方搜集神宗朝时大臣的奏章和遣闻佚事，董其昌文事搜集，记录有三百本之多。他又选择没有批复的奏章中有关太子、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的论述，分门别类，录成四十卷。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历官轮输林院偏修、湖广副使、湖广学政、太常卿、礼部左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
董其昌是晚明著名书画家。他的书法，初学米芾，后又学唐人，上溯魏晋，形成自己的独特书风。
他的书法作品，秀丽超逸，布局疏宕有致，对明末清初的书坛影响很大。书迹存世很多刻帖有《小玉烟堂帖》、《汲古堂帖》、《书种堂帖》、《来仲楼法帖》、《世春堂帖》等。
著名的作品有《邵康节无名公使并程朱赞》、《孝经》、《书古人侍》、《传赞》等。他的绘画，擅长山水，学董源、巨然、黄公望、仉赞等，不重写实，画风清润明秀。
在绘画上标榜士气，把古代山水画家分为南北宗，推崇南宗，贬抑北派，这是一种偏见。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
在于董其昌书画名重，求书画者很多，他常常请人代笔，因而存世的伪作甚多。在当时同以书法著名的人有：华亭人莫如忠、莫是龙父子、临邑人邢侗及其妹慈静、顺天人米万钟、晋江人张瑞图等人，附于《董其昌传》后，今一并译出。
董其昌，字玄宰，是松江府华亭县人。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改为庶吉士。
礼部侍郎田一俊教习庶吉士，死于任所，董其昌请假，奔走数千里路，把田一俊的灵柩护送回乡安葬。回来以后被任为编修官。
皇帝的长子就学读书，董其昌充任讲官，他在讲书中借史事随时对他进行启发诱导，皇长子不时报以会心的一瞥。由于董其昌未按执政大臣的意志行事，被外任为湖广副使董其昌称病回乡。
后来起用，官得原职，提督湖广学政。因他不徇私情开后门，受到有权势人的怨恨，他们唆使数百个生儒闹事，捣毁了他的衙门。
董其昌当即上奏朝廷，请求离职，皇帝不允许，下令有关部门对闹事的生儒审查处治，董其昌终于辞职回乡。朝廷起用他为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他都不去上任。
光宗即位后，问道：“原来的讲官董其昌先生现在哪里？”于是朝廷征召他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天启二年，提升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
当时修撰《神宗实录》，派他去南方搜集神宗朝时大臣的奏章和遣闻佚事，董其昌文事搜集，记录有三百本之多。他又选择没有批复的奏章中有关太子、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的论述，分门别类，录成四十卷。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来源： 中国网滨海高新 关键字：兰亭；屋漏痕；书家；书耳；楷法 作者： 2011-05-24 11:02 此帖（官奴帖）在《淳熙秘阁续刻》，米元章所谓绝似《兰亭叙》。
昔年见之南都，曾记其笔法于米帖，曰：“字字骞翥，势奇而反正，藏锋裹铁，遒劲萧远，庶几为之传神。”今为吴太学用卿所藏。
顷于吴门出余，快余二十馀年积想，遂临此本云：抑余二十馀年时书此帖，兹对真迹，豁然有会，盖渐修顿证，非一朝夕。假令当时力能致之，不经苦心悬念，未必契真。
怀素有言：“豁焉心胸，顿释凝滞。”今日之谓也。
时戌申十月有三日，舟行朱泾道中，日书《兰亭》及此帖一过，以《官奴》笔意书《禊帖》，尤为得门而人。 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
但以行草行世，亦多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魏，断不在唐人后乘也。
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谈与不谈耳。极才人之致，可以无所不能而谈之，玄味必由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人。
转笔处，放笔处，精神血气易于放过。此正书家紧要关津，造物待是而完也。
但知出笔，不知转笔、放笔，必不诣极。 书须参（离合）二字，杨凝式非不能为欧、虞诸家之体，正为离，以取势耳。
米海岳一生夸诩，独取王半山之枯淡，使不能进此一步，所谓“云花满眼，终难脱出净尽”。赵子昂则通身入此玄中，觉有朝市气味。
《内景经》曰：“淡然无味天然粮”，此言可想。 三十年前参米书在，无一实笔，自谓得诀。
不能常习，今犹故吾，可愧也。米云：“以势为主。”
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带来，非学可及，内典所谓带师智，书家谓之气韵也。 翰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尝敢以耗气应也，其尤精者，或以醉，或以梦，或以病，游戏神通，无所不可，何必神怡气王，造物乃完哉！世传张旭号草圣，饮酒数斗，以头濡墨，纵书壁上，凄风急雨，观者叹愕。
王子安为文，第磨墨数升，蒙被而卧，熟睡而起，词不加点，若有鬼神，此皆得诸笔墨蹊径之外者。今观察王先生当人日，病不饮酒，莫廷韩馈以内府良药，辄据枕作诗二十余章谢之，皆 *** 鼓吹也。
乃与彼二子鼎足六立也矣。…… 晋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
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已意亦不用也，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
唐人诗律与其书法颇似，皆以浓丽为主，而石法稍远矣。余每谓晋唐无态，学唐乃能入晋。
晋诗如其书，虽陶元亮之古澹，阮嗣宗之后爽，在书法中无虞、褚可当，以其无门也。因为唐人诗及之。
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至唐人始专以法为蹊径，而尽态极研矣。
总之俗欲造极处，使精神不可磨没。所谓神品，以吾神所著故也。
何独书道，凡事皆尔。 大慧禅师论参禅云：“譬如有人具百万资，吾皆籍没尽，更兴索债。”
此语殊类书家关捩子。米元璋云：“如撑急水滩船，用尽气力，不离故处。”
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以离者，非欧、虞、褚、薛名家伎俩，直要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那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
余十七岁学书，二十二岁学画，今五十七八矣。有谬称许者，余自校勘，颇不似米颠作欺人语。
大都画与文太史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具体，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
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
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
第作意者少耳。 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
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泣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
画则具体而微，要亦三百年来一具眼人也。 予学书三十年，司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处耳。
过此关，即历军父子亦无奈何也。转左侧右，乃历军字势。
所谓迹似奇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 唐人书皆回腕，宛转藏锋，能留得笔住。
不直率流滑，此是书家相传秘诀。微但书法，即画家用笔，亦当得此意。
书法虽贵藏锋，然不得以模糊为藏锋，须有用笔如太阿*截之意，盖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颜鲁公所谓“以印印泥、如锥画沙”是也。
细参《玉润帖》，思过半也。 米海岳书，无垂不缩，无往不收。
此八字真言无等咒也。然须结字得势，海岳自谓集古字，盖于结字最留意，比其晚年，始自出新意耳。
…… 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大入晋、唐室也。《兰亭》非不正，其纵岩用笔处，无迹可寻。
若开采模相似，转去转远。柳公权云：“笔正”，须善学柳下惠者参之。
余学书三十九年，见此意耳。 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浓肥，肥则大恶道矣。
余尝谓右军父子之书，至齐、梁时风流顿尽。自唐初虞、褚辈，一变其法，乃不合而合，右军父子殆如复生。
此言不大易会，盖临摹最易，神气难传也。 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当观其举止、笑语、真精神流露处。
庄子所谓“。
评书，又称说书，广东粤语地区俗称讲古，古代称为说话，是中国一种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在宋代开始流行。
各地的说书人以自己的母语对人说著不同的故事，因此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份。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后，电子媒体及推广普通话的冲击之下，一些方言的说书文化日渐式微，处于濒临消失的状态。
清末民初时，评书的表演为一人坐于桌后表演，道具有折扇和醒木，服装为长衫；至20世纪中叶，多不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以站立说演，服装也较不固定。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评书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说书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
许多渠道的资料证明，评书虽然是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但其艺人来源却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
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评书，也叫评词，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
在江南则称为评话。它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书。
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战国时，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经常旁征博引，用故事做比喻，后来形成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象“怒发冲冠”、“刻舟求剑”、“滥竽充数”等，实际上这就是早期的评书。
在北京流行的评书，相传是明末清初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1587~1668）来北京时传下来的。也有人说是清代北京鼓曲艺人王鸿兴去江南献艺时，拜柳敬亭为师，回京后改说评书，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在掌仪司立案授徒，流传到现在的。
以说书者的说法：评书起源于东周时期，周庄公是评书的祖师爷。但这只是一个传说。
评书形式 唐代出现了一种曲艺艺术和评书的表演方式相似，这种曲艺形式称为：“说话”。到宋代中兴时期。
最初是说评佛教典集。在中国古典文学认为，“说话”这种表演的形式对明清小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说话”发展到俗说后表演方式与“评书”是非常类似的。比如评书中的开场诗，说话称为“押座文”。
也有“且听下回分解”一类用句。当然，这些都影响了明清的小说。
事实上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初都是说话的话本。《三国演义》话本为《全相平话三国志》；《水浒传》则为《醉翁谈录》。
晚唐诗人李商隐有《骄儿》一诗写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明当时喜欢说话这门曲艺的百姓是非常多的。
说书人又叫搏君人，目的是为了搏君一笑，最喜欢讲述古代故事，百说不厌 研究“说话”，多数是从话本对明清的小说的影响加以研究。也有一些曲艺艺人写过专门的资料。
很多证据表明“说话”类似于“评书”。但两者似乎没有任何确实的传承关系。
实际评书的创始人为明末清初的柳敬亭，最初只是说唱艺术的一部分，称为“弦子书”，他的老师莫后光提到说话理论是：“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绎之欲其安，进而止之欲其留，整而归之欲其洁。
非天下之精者，其孰与于斯矣！”。 北宋汴京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
晚清光绪年间，评书传入皇宫中，因皇宫唱歌多有不便，于是改说唱为“评说”，于是评书的艺术形式便固定下来。 民国是评书中兴的时期，据记载：当时“撂地”说书人说《三国》，便万人空巷，把街道围得满满的。
另外，评书与相声也有很大的渊源。尤其是单口相声和评书的“片子活”技巧几乎相同。
有些相声的“段子”也来源于评书章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评书也得到了发展。
尤其是广播和收音机的普及，给评书极大的生存空间。评书艺人又创作了许多新的段子，比如《林海雪原》、《平原枪声》，文革结束，评书艺人又创作了不少段子，甚至也说几段外国书，比如《珍珠港》（书名《太平洋大海战》），还制作了Flash评书《白眉大侠》，但并不特别受书迷欢迎。
年轻人少之又少 现在，几乎每个广播电台都有评书专栏，部分电台更有专门的评书或故事频率。主要听众是老年人或出租车司机，评书仍很受听众的欢迎，其中原因除了本身评书喜闻乐见，还由于广播的局限。
但一些评书演员担心评书会渐渐的消失，现在很难再看到年青的说书人了。 评书的表演形式，早期为一人坐于桌子后面，以折扇和醒木（一种方寸大小，可敲击桌面的木块。
常在开始表演或中间停歇的当口使用，作为提醒听众安静或警示听众注意力，以加强表演效果，故名）为道具，身着传统长衫，说演讲评故事。发展至20世纪中叶，多为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是站立说演，衣着也不固定为专穿长衫。
评书用北方语音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的普通话语说演。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均见流行。
因使用口头语言说演，所以在语言运用上，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和介绍为主。并在艺术上形成了一套自身独有的程式与规范。
比如传统的表演程序一般是：先念一段“定场诗”，或说段小故事，然。
国画，也叫中国画，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美术界自成一家，特色鲜明，是中华民族的传世之宝。早在周代，我国就有了人物画像，春秋时期出现了大型壁画。秦汉时期的绘画作品题材多样，种类不一，造型生动，笔法简括，善于以动态传情。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变革时代。佛教艺术的传入，从内容到形式给我国绘画注入了新的血液。佛教壁画空前兴盛，其中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数量最多，也最精彩。专业画家在这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带来了新的绘画艺术，这标志着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隋唐画坛更是名家辈出，人物、山水、花鸟画都趋于成熟，为后世所仰慕。阎立本是当时画界的领军人物，他的《步辇图》等作品一直为后人所推崇。中唐是中国绘画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人物画达到了一个新 *** ，注重心理刻画与细节描写，代表人物有吴道子、张萱等。牛马题材开始盛行，以韩滉的《五牛图》为代表，给绘画注入了清新的田园气息。晚唐的绘画又有了新的发展，以周昉为代表的人物画达到完美的境界，疏淡简洁的花鸟画也开始形成。中国画在唐代呈现出五彩纷呈、绚丽多姿的局面。
五代两宋时期的绘画达到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顶峰。文人画家的大量出现，使绘画从诗歌中汲取营养，以诗入画的风气更加明显，同时注意写生和技法的探索。文人画在这时大量涌现，主要有苏轼、黄庭坚、米芾等。
到了元代，崇尚以书入画，强调笔墨情趣的形式感，出现了赵孟頫、黄公望这样的一代宗师。明清两代山水花鸟画成为大宗，宗教、人物画衰落。明代出现了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和流派，如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派，以董其昌、赵左为代表的松 *** 等。清代形成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对近现代的花鸟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元代，崇尚以书入画，强调笔墨情趣的形式感，出现了赵孟頫、黄公望这样的一代宗师。明清两代山水花鸟画成为大宗，宗教、人物画衰落。明代出现了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和流派，如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派，以董其昌、赵左为代表的松 *** 等。清代形成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对近现代的花鸟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心观景。画家以“见心之所见”来观察事物，有意识地进行艺术上的追求和取舍，经过主观的概括、分析、提炼形成意象，然后加工成艺术形象，即所谓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以心观景，以心思物。所以中国画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形似，而是“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韵味。“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这两三枝就足以表现出万千春色。“遗貌取神”是中国画的传统，见飞檐一角如闻寺庙清钟，看孤帆一片便觉世路遥迢。
以心观景，使画家获得了无限的自由，所以中国画的意境也寄寓深远。有人说西洋画是“再现”的艺术，中国画是“表现”的艺术，就是指此而言。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在欣赏国画时，就能捕捉到更多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