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49年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昭示着中华民族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 历史 ，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十几位经历了开国大典的中办老同志，当年都是二十岁上下，风华正茂，开国大典的经历，至今仍镌刻在他们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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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点
对于大多数“老中办”们来说，参加开国大典，印象最深的还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一刻！毛主席的警卫员孙勇，那一天奉命在东北执行任务，并不在北京，只是从广播里听到的消息，但开国大典的热烈气氛同样让他很激动。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新中国成立。
当年年仅18岁的郭英在机要处工作，她因为个子小，站在游行队伍前排，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游行结束后，群众自发跑到天安门下面见毛主席，我就在队伍里面，毛主席就在城楼上向我们招手，从城楼的一边走向另一边，我感觉很亲切，眼泪止不住地流。”
张长行、杨桢夫妇当时都是中办秘书处干部，一个是速记员，一个是打字员，他们站在西华表的西南面，就是现在人民大会堂前面的位置。“那时候很高兴，”杨桢笑着说，“因为之前从来没见过飞机，那天看到真的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去了！”
冼福龄和陈玉芳夫妇也都参加了开国大典。当时冼福龄22岁，是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毕业后被分到中办机要处）；陈玉芳20岁，是机要处干部。陈玉芳站在现在西观礼台的位置，回忆起当时的场面，她还是难掩激动：“朱总司令检阅部队，广场上掌声雷动！还有就是五星红旗升起、游行队伍过来的时候，人们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些印象都很深。回到单位之后，好长时间我的心情都平静不下来。”
新中国成立当天的天安门广场
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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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背后的小故事
当年21岁的机要处干部苏维民回忆道：“10月1日那天，我们凌晨4点起床，吃过饭后乘车进城参加开国大典。当时我只有一双前后都打了补丁的鞋，怎好穿它去参加庄严的开国大典呢？正发愁时，有位同志借给我一双崭新的球鞋，这让我感到了大家庭的温暖。临行前，每人发五个烧饼，两个煮鸡蛋，两个鸭梨，作为午餐。”
当年17岁的成正荣是特会室干部，他的回忆最完整：“下午三点开国大典开始，我们大概一点多就到了，在金水桥的位置，队伍陆续都来了，人们就开始唱歌。当时为了保密，我们还是叫‘劳大（劳动大学）’。我们机关的人就会唱两个，唱来唱去就是《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时候有个统战部干训班，都是青年学生，非常活跃，后来就由他们代表我们唱。之后大家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正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阅兵
“大典结束以后，我们特会室有会餐，自己雇的炊事员，手艺还可以，做了木须肉、红烧肉，一共三四个菜。赖祖烈（时任特会室主任）还说，有家属的有亲戚的，把他们叫来，都一起来吃。那天，大家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喝了点酒。晚上那时候也没电视，就听着收音机，听收音机里报道开国大典。”
作为秘书处的速记员，张长行讲述了全程参与政治协商会议速记工作的珍贵记忆。“开国大典我确实很激动，但也没有十分激动。因为大家平时见不到毛主席，而毛主席作报告时，我就在旁边记录，能近距离看到伟大领袖。记得毛主席在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讲得慷慨激昂，振奋人心，很提气。”
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和朱德在天安门上。
03
“大家都有股说不出来的劲儿”
李秉训当年19岁，在东北长大，从小受日本人的气，她回忆道：“新中国成立了，和过去的环境一对比，我就觉得特别高兴。那时候年龄小，刚投入党的怀抱，所以一心一意听党的，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跟着党走，非常单纯。”
当年的中办人不仅工作热情高，学习热情也很高。据成正荣回忆：“开国大典当天晚上，赖祖烈布置了一个任务，叫我们想一想，明天座谈一下，谈一谈感受和理想。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组织上能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提高文化知识。后来这个愿望实现了，1951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1949年一片繁荣的北京城
李秉训也讲述了当年忙于学习的充实岁月：“那时候我们要求很严格，早上六点半起床学习一个小时，到七点半开始上班，晚上吃了晚饭还要学习到九点钟。每天早晚都要学习。平时总是搞秘书工作，所以领导老教育我们要提高文化，在业余时间，我们就经常去图书馆找书看。那个时候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没有浪费一点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