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8
在老师推荐的书单中，我一眼就相中了这本书。书名很有意思，《群体性孤独》，听起来有点矛盾，但其实雪莉是聚焦于年轻的“电子土著”来探究他们身上一种既渴求亲密关系但又使自己独立于社会关系的特殊心理状态。读完之后我收益很多，也引发了我关于网络虚拟联系的一些思考。
“元宇宙”的不断完善正提升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不满。“元宇宙”这一概念无疑是近几年将持续热门的话题，即使真正实现的那一天还遥遥无期，但并不影响千万人对于它的想象、迷恋和疯狂。元宇宙拥有的虚实相融、实时交互等特性赋予它无与伦比的沉浸性，让自然人能够脱离现实人格和其数字化身最大限度的融为一体，展现更为强烈的个性表达。同时沉浸性是任何信息传播都追求的重要特性之一，无论在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而真实感和满足感是影响沉浸性的一对特质，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叠加作用下能够最大程度地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使得人们沉浸其中。换句话说，人们期望的是“真实而满足的反馈”。从这个层面来说，虚拟身份和现实身份便出现了分化：虚拟世界中改变的成本更低，更强有力的反馈机制让人能够实现更好自我的满足，这样的内驱力则让人们选择把资本更多地投入这个能给予更多回报的地方，沉浸的循环就这样形成了。相比之下现实中的真实性可能远远盖过满足感，蒲清平和向往也在研究中提到“...另一方面，在元宇宙中获得的补偿亦会锐化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裂痕，可能导致当人在面对现实世界中的生存环境、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方面时，产生厌弃、排斥与敌对的情绪态度，甚至采取偏激的行动策略”。里外世界的落差无可避免地造成某种失落感，回归更好的自己的渴望便不断扩大。通过塑造网络虚拟化身的探索反映了这种虚假联系对于现实亲密关系的削弱，也不禁使我们思考： 真实的的痛苦和虚假的快乐，到底哪一种更真实呢？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虚拟身份带给我们的也不仅仅是放松，它成为现代人焦虑的源泉。书中提供了青年布拉德的案例，他便受到虚拟身份的困扰。在他的描述中他提到：他在Facebook上的标签是”酷“和”内行“，但这两个标签却使他对于暴露自己其他特点产生犹豫。最终的结果就是，他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完善他在网上的”酷哥“形象，这种时刻的表演令他压力巨大。这种现象不禁让我想起了戈夫曼提出的“拟剧论”。在传统的传播环境中，前台和后台是有界限的，人们会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不同行为；而在网络社媒的环境中，每个行为的公共性都被放大了，前后台的界限被模糊了，人们随时暴露在别人的视线之下，不得不随时保持着“表演”。所以 并不是我们塑造了我们的虚拟形象，而是他人的态度塑造了我们的虚拟化身，而被塑造的化身又进一步异化了我们自己。
互联网拥有着每一个人都难以望其项背的记忆力，“ 删除”只是一个隐喻，那些记录只是从你的视线中消失而已，互联网从未忘记。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点滴痕迹都能被其他人搜索、保存甚至改编、转发。这本身就是挺有压力的一件事，不是吗？再加上网络”潜行追踪“现象使得虚拟社交空间并不是一个私密的场景，而是装有摄像头的公共广场，就像米歇尔·福柯提出的“全景监狱”概念一样，我们默认了对于我们虚拟化身的监视是无时不在的，因而外部施加的规则变成了自律性的条款，焦虑便随之移植、繁衍。
现在的互联网社交媒体都推崇一种弱链接的人际关系，它本质上是一种浅层社交。浅层社交具有它的优势，它不会带来太多复杂和负担，是一种很容易达到舒适状态的社交形式。随意打开一个现代年轻人的社交软件，通许录里的人数一般是大于他（她）线下社交人数的；但它同样也是单薄的。扪心自问，这种碎片化的关系有多少是真正有质量的呢？互联网给予了我们迅速建立联系的能力，给予我们一种虚幻的充实。我们不能不承认仅仅一两句交谈就可以建立的关系连接实质上是空洞且脆弱的。列表中密密麻麻的虚拟网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让你真正能一起分享快乐、共渡痛苦。基于其表征，我更愿意称这种关系为“若链接”，意为： 一种若有似无，连关系涉及主体都无法确定的人际链接关系。
日本传播学者中野牧曾提出“容器人”的概念，很好的描述了处于普遍处于若链接关系下的人群的状态。它是指在现代的大众传播环境尤其是以电视为主体的传播环境下，人们的内心世界犹如封闭的容器，他们是孤立的，封闭的。他们为了打破这种孤独的状态也希望与别人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只是容器外壁的碰撞，并没有内心世界的交流，因为他们并不希望对方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保持一定的距离成了人际交往的最佳选择。这种状态一方面源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人类最原始的孤独是来源人与自然的分离。相较于各种自然伟力的渺小人类诉诸于集体来消解孤独感，同时离开集体生存的困难加强人们对于孤独的恐惧。而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地进步，个人对于集体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逐渐开启了个体化进程，其表现为社会活动中的单位细化为个体，个人的独立、主体性不断凸显的过程。这一点在林滨与江虹的《“群体性孤独”的审思：我们在一起的“独处”》中是这样论述的：“个体化进程的本质是个体从社会中逐渐地“抽离”或“脱域”，其中的一个后果便是个体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既往各种共同体的庇护和支持，变得愈加孤立，每个人除了自己之外找不到其他的立法者，沦为自由的孤独患者。”另一方面则是技术的影响，远程在线交流不断提升着我们对于一段关系的掌控能力。我们既轻易地开始建立一段社交关系，又可以决定何时中止；我们展现的都是精心“雕塑”过的人设，能最大限度避免现实社交可能的失误和尴尬。然而，有选择性的自我呈现使得双方解码信息的难度加大，并且削减了交往中的人性因素（不完美才是人性之所在）；对于关系的高度自主性也催生自我主义。雪莉·特克尔就在《群体性孤独》中指出，互联网时代人们可能遭遇的风险就是彼此之间开始把对方当作实用性客体来接触，并且只愿意接近对于我们而言实用、有趣和舒适的部分，人与人之间复杂多元的链接被简化成机与机之间更为简单的链接。正如书中说的： "我们似乎一直致力于赋予物体以人性特质，同时却满足于用物化的方法看待彼此。"
个体化社会的发展会将人们的目光投向自己而非他人 。 查尔斯·霍顿·库利在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 “镜中我” 概念，即“一个人的自我观念实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人们总是在想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中形成了自我的观念”。这里的“交往”指的是与他人的社会互动，用以强调个体是通过与社会之间有机和稳定的联系完成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的。但在今天通过远程技术维系的虚拟联系中， 交往缺乏“亲密的形式”和“稳定的反馈”，这是不利于人的社会性地生成的。 试想一下，朋友圈的点赞功能让我们很容易就能与信息发布者产生互动，但这种互动是否包含真实而准确的情感互动吗？多少朋友或恋人之间点赞对方朋友圈只是出于一种任务般的约定而非真实情感的共鸣。
同时目光投射的单一性也是造成孤独感的原因之一。“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这在现代人际传播中也有类似的现象：由于虚拟联系的高度便利性和自主性，我们更倾向于与和我们相似的、我们偏好的一类人群建立和保持联系。然而在“镜中我”的机制下与他人的传播活动越活跃、越丰富，形成的“镜中我”也就越清晰，对自己的把握也越客观、越准确，就好比照镜子的角度越多我们对于自身就看得越全面。 因此个体自身发展的方向感和内生动力被削弱的情况被“融入集体”的伪欢愉所掩盖，当个体从中脱离思考自身的时候，会被重新推向更深的孤独。
我们曾经寄希望于新的技术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总想着网络再快一点，再真实一点，是不是就能让人们之间的联系重新紧密和团结起来。但现实是新的技术只是带来了更多的信息流和更方便的弱链接，把注意力分散向更广的目标，把人与人的联系变得更为平行。那么我们不妨走点回头路，回到”旧的“生活方式中去体验一下：尝试给家人或爱人写信来讲述一周的生活而非在微信的寥寥几句；定时查看手机消息，不到时间便不要反复查看；理性看待网络评论，勇敢地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你可能就会发现，笔尖划过纸面留下的痕迹是有温度的，其实不随时查看也不会错过重要的信息，还有做自己的感觉真的很棒。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要我们敢于反思虚假联系，承认它的局限性，一边前进、一边修正。科技进步的脚步不会停止，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去利用它。最后借用《群体性孤独》的最后一句话来结束这篇笔记吧。 “我们值得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只要我们记得提醒自己，我们才是能够决定怎样利用科技的人，我们应该值得拥有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