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11-08
还改组或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这些期刊杂志吸引了一大批新老作家，形成了一支以左翼作家为核心的革命文艺大军，出现了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鲁迅后期的杂文、历史小说《故事新编》，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
巴金的《家》，
老舍的《骆驼祥子》，
曹禺的《雷雨》，
蒋光赤的《咆哮了的土地》，
夏衍、
田汉、洪深的戏剧，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重要收获。在鲁迅的关怀爱护下，
叶紫、
沙汀、
艾芜、
丁玲、
张天翼、
周立波、
萧军、
萧红等一批青年作家成长起来，写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作品，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实绩。加强与世界文学的联系据统计，“左联”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约有700种，占1919年至1949年全国翻译总量的40%。除翻译了
高尔基的《母亲》、
法捷耶夫的《毁灭》、
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
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苏联一批早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外，
辛克莱的《屠场》、
雷马克的《西线无故事》、
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马克·
吐温的《汤姆·莎耶》、
小林多喜二的《蟹船王》等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
作品也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奔流》（鲁迅、
郁达夫主编）和《译文》（鲁迅、茅盾主编）上译介了
易卜生、
惠特曼、
托尔斯泰、
莱蒙托夫、密支凯维支、
裴多菲、
契诃夫、果戈理等作家的作品。1935年，
郑振铎主持编辑的《世界文库》，以规模浩大著称，其中收有
果戈理的《死魂灵》（鲁迅译）、
歌德的《
浮士德》（郭沫若译）、
薄伽丘的《十日谈》（武光健译）、
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傅东华译）、
卢梭的《忏悔录》（
张竞生译）、
夏落蒂·
勃朗特《简·爱》（李霁云译）等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在引进外国作家作品的同时，鲁迅、郭沫若、茅盾、张天翼、丁玲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推向了世界。推进
文艺大众化运动既然左翼文艺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必然提到首要的地位。“左联”成立后，就设有“文艺大众化研究会”。1931年，左联执委会在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
是建设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大众化问题是左翼文艺理论的焦点之一，鲁迅、郭沫若、冯乃超、郑伯奇、沈端先、华汉（阳翰笙）、
瞿秋白、冯雪峰、茅盾、周扬等先后都发表过文章，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
冯雪峰（洛扬）认为：“„文艺大众化‟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个笼统的问题。„文学大众化‟，是目前中国普罗革命文学运动的非常紧迫的任务。”并说：“„文学大众化‟，一方面要提高大众的文学修养，一方面要我们在作品上除去那些没有使大众理解的必要的非大众性的东西，同时渗进新的大众的要求，使作品和群众的要求接近。”（《论文学的大众化》，《文学》1933年7月第1卷第1期）为了使革命文艺能够为大众所接受，许多人都主张采用大众所熟悉的旧形式。瞿秋白则认为，在旧形式中应加入新成分。他说：“革命的大众文艺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关于革命的反帝大众文艺的工作》，《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指出既不能一味搬用旧形式，也不能全盘加以否定。他认为：“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鲁迅的见解是辩证的，他把握住了艺术形式的发展规律。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作家，也写了一些大众文学作品，如鲁迅的《好东西歌》、《南京民谣》，瞿秋白的
《东洋人出兵》 、《上海打仗景致》等。此时的大众化文学虽因条件尚未成熟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左联”作家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则对文艺大众化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重视创作方法的革新 以“左联”为核心的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创作方法的革新。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导初期，
创造社成员激烈地宣布告别他们曾极力张扬的浪漫主义，独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现实主义与其他创作方法对立起来。1931年前后，“左联”的理论家们从
前苏联的“拉普”理论家那儿接受了“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